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还有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养。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在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度过的。他35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乡洞南巩洛地区，之后的十多年则生活于长安。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制礼乐制度以来，两汉、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风。中原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中原的老庄的道家和首传于中原的释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区相当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为本，以道、释为翼的相互补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相对地说起来，儒家思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内”(叶燮《原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务实致用的文化思想，对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现实的实用性。中原地区的文学，自《诗经》、汉乐府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原的史学传统，也是充满着实用理性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所形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推进和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动力。道家“顺物自然”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释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维摩诰所说经》)的平等意识，可谓是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思想的重要补充。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杜甫以儒家为主，兼融道、释的文化思想基础，儒、道、释等思想中的和谐文化因素，对杜甫的人生观有着至深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
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政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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