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发布时间：2017-05-08 00:00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甫用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现实社会中那些破坏社会和谐、分裂民族与国家的邪恶势力与残酷剥削黎民百姓、贪腐腐化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这种追求和谐社会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高度尊崇与继承发扬。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诗人的范围，上升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层次。探讨和研究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发掘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传承精神文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还有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养。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在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度过的。他35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乡洞南巩洛地区，之后的十多年则生活于长安。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制礼乐制度以来，两汉、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风。中原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中原的老庄的道家和首传于中原的释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区相当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为本，以道、释为翼的相互补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相对地说起来，儒家思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内”（叶燮《原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务实致用的文化思想，对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现实的实用性。中原地区的文学，自《诗经》、汉乐府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原的史学传统，也是充满着实用理性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所形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推进和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动力。道家“顺物自然”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释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维摩诰所说经》）的平等意识，可谓是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思想的重要补充。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杜甫以儒家为主，兼融道、释的文化思想基础，儒、道、释等思想中的和谐文化因素，对杜甫的人生观有着至深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政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

　　除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渊源之外，杜甫还有其家学的文化渊源。杜甫出生于_个世代“奉儒守官”（杜甫《进雕赋表》）的家庭，有“传之以仁义礼智信”（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家风。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时期一位对儒学研究造诣很深的将军，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杜甫的一生都以这位先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为自豪，曾自称对其先祖杜预“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杜甫之尊崇儒家文化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虽不以儒学闻名，但其诗中也充满了“抚功衔道义”（杜审言《赠崔融二十韵》）的儒学精神。他的继祖母卢氏，“慈恩穆如”，待审言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他的叔父杜并，是一位有名的“孝童”（见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他的姑母裴氏，是位“鲁义姑”（出处同上）式的人物。杜甫年幼，母死后，即由这位姑母抚养长大。其外祖母李氏也被时人视为“勤孝”（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一类的人物。杜甫在这样充满着儒教仁孝节义的家庭环境及亲戚中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先祖的儒学精神和家庭仁爱和谐家风的很深影响。正是在这些历史、现实与家庭的文化氛围中，杜甫广泛地接受了中国的和谐文化，成为中国诗人中最具有和谐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二、杜甫思想及其诗歌的和谐精神

　　杜甫的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思想行动和诗歌创作之中。他的和谐文化思想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和谐诗歌审美观念与诗歌机制方面的和谐等三个方面。

　　（一）杜甫思想中的社会和谐理念

　　向往和谐的君臣关系。杜甫特别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贤的理想君臣关系。他心怀稷契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心目中的圣明之君是尧、舜和唐太宗（“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杜诗对尧、舜、唐太宗等君臣和睦的关系予以赞扬，而对唐玄宗晚年亲近小人、屠戮贤臣的行为屡加谴责：“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八哀·李邕》）;他对唐肃宗猜忌贤臣也十分不满：“唐尧（指唐肃宗）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他希望能够回到尧舜与汉初“古时君臣合”（《述古三首》其一）的君臣和洽的局面。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杜甫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可谓是父慈子孝、夫爱妻顺、兄悌弟敬的典范。对子女，他是一位好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慈爱有加，教育子女读书写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并让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见《催宗文树鸡栅》）。对妻子，他是一位好丈夫，与妻子恩爱和睦，情深意长：“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对弟妹，他也是一位好兄长。在战乱中，他时刻思念身在他乡的弟妹（见《忆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诗）的安危。

　　主张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他对朋友十分讲诚信，他希望“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其二），都成为管、鲍之交，最恨“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的人。他交的朋友如李白、高适、岑参、严武、郑虔、苏源明等人，不管是对方的穷通遭遇如何变化，他对朋友的友谊都是终身不渝，是一个最忠于友情的人。杜甫还对如李邕、房瑁等正直耿介的年长的前辈，十分尊敬;对年轻的后辈如王郎、司直等人，则奖掖有加，寄予深切的关爱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张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见《客至》）;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对于下层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杜甫则体现了仁厚的关切同情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的太平日子。他还希望统治者要“行俭德”（《有感五首》其三），惩贪腐，使“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清明之治及“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早日出现。主张平等相处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军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主张国与国之间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二）杜甫对待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理念

　　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特色。唐玄宗在盛唐的前期即开元二十三年以前，是很重视各种文化思想的和谐发展的。对儒、道、释三教之间的关系摆得较平。尤其是在开元初期，他尤致力于儒教的思想建设。他特别重视和重用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儒之士，对韩休、卢怀慎和杜逼这样的孤耿之臣也很重用。开元十年，他亲注《孝经》，提倡儒家的孝道，将儒学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对于道教和佛教，他也视为儒教思想的辅助思想，加以提倡。与此同时，他还对外来文化，如从西方传来的各种宗教文化像大秦的景教（即罗马的基督教）、波斯（伊朗）的袄教、摩尼教、大食（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态度都很宽容;对外来的音乐、舞蹈、衣饰、饮食和风俗，他也持有空前的开放态度，大胆加以汲收，充实中国的文化。但唐玄宗在后期却大力推崇道教，使赖以治国的儒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从儒学的理性向宗教的迷信方面倾斜，导致了各种文化关系的失衡。杜甫是继承了开元前期盛唐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杜甫对盛唐儒、道、释等各种文化和谐发展心有独钟，但他并非将各种文化思想平均排列，而是有重心的。他心目中的文化和谐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在各种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他赞颂唐太宗多用儒臣，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他认为严武出镇西川，像汉代文翁一样推行儒家之教化（“文翁儒化成”（《八哀诗·严武》）），非常值得赞赏。他对安史之乱后儒学失坠感到十分痛心和担忧，“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他认为，富有理性的儒学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不致于使文化失去理性的方向。但杜甫并不排斥道、释等文化，因道教所尊奉的老子（名李耳）是李唐王朝自认的先祖，故杜甫年轻时也曾一度热衷于道教。他曾到王屋山访过道士;曾受到李白的影响，想与李白一起“方期访瑶草”（《赠李白》）;还在洛阳拜谒过玄元皇帝庙。虽然后来他信道的热情有所减退，但道家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意识，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唐玄宗晚年的贪腐政治以及唐肃宗贬斥贤臣、治国乏术的一系列政策的批判和指责，固然有儒家的讽谏精神，但道家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无疑也给他增添了批判的勇气。杜甫晚年对佛教的禅宗也很感兴趣，曾写过“身许双峰寺，门依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诗句。杜甫晚年悲悯苍生、爱及“鸡虫”（见杜甫《缚鸡行》、《朱凤行》等诗）的慈悲胸怀，是受到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一定影响的。杜甫的扬善嫉恶、嫉伪存真的批判意识和“众生平等”的仁慈的胸怀，是将道教、佛教中追求社会平等和谐思想的精华，与儒家文化中追求社会和谐理念相融合的。此外，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热爱和平的思想，对他亦有甚深的影响;外来文化中的音乐歌舞及外域传来的宝刀骏马（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予舞剑器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房兵曹胡马》等诗），他也持有很高的兴趣，在他的诗中屡加表现。可见，各种文化的和谐并存，是杜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三）杜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

　　杜甫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对天的依赖性很强。风调雨顺，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而自然灾害，则给农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故他的诗中写了许多对和风细雨给农民和自己带来的喜悦之情，如写了许多春雨、久早后的夏雨以及农民求雨的诗。在他的诗中，写有关雨的诗，就有十多首。他对巴蜀的青山绿水、树木花草等，都有一种由衷的喜悦与爱惜之情。他对未受到破坏的大自然风光十分喜爱，而对风雨失调、飓风暴雨、干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表示十分忧心（见《秋雨叹》、《雷》等诗）。尤其是他对当地人砍伐和烧山，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使“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因而造成旱灾或水灾，表示非常痛心和担忧。他对大自然中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动、植物，如能为人类遮荫纳凉的高大的楠树、挺发向上的小松树、赏心悦目的桃李花、随船嬉戏的小鹅儿、沙上傍母而眠的雏鸟等，都非常关心和喜爱，并反对一些人滥杀野生动物（如“汝休射杀南飞鸿”（《岁晏行》）等）。他还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他在草堂周围种树植花，绿化家园，美化环境，有相当自觉的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与环保意识。

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栏目导航

最新推荐

热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