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肺腑，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物有不平则鸣之，柳宗元才华横溢，青年得志，在官场可谓一帆风顺，被擢为礼部员外郎时年仅33岁，年青的他参与了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还是其中的要员，是革新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是革新刚开了头就被保守派扼杀了，参与革新的人员一个个或被赐死或被远贬外地当司马。正想为国为民做点事的他竟落到如此下场，心中何得平静?被贬之后的作品都烙上了他被贬后心境苦闷、愤激和沉重反抗的印记，正因如此，这种不平不满发自于肺腑，才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才使其作品有了一种不衰的艺术魅力。他在为一个个先他而逝的革新派人物所写的悼词中就体现了他强烈的“不为世屈”的人格精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字字皆血，声泪俱下，诗先是历数凌准的学识才能(“六学成一贯，精义穷发挥”)，次则浓墨重彩地赞美他的胆气(“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和高风亮节，再说他如此英才，最终却落得个身贬母死、二弟继亡，自身又双目失明(“泣尽目无见”)，含冤而贬死南荒的悲惨遭遇。这哀悼的仅仅是凌员外吗?绝不仅止，“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所有参与革新的人士的结局都极为悲惨，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罢了。在他所有的骚体变赋文当中，继承了屈原的遗风，并发扬了屈原的精神。他与屈原有着同样的革新失败而南贬遭遇，同样地清高傲慢，倔强守节，柳宗元发现屈原的骚赋文章表达人生失意不得志的怨愤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因而“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骚赋文就成了他重要的抒怀载体。《吊屈原文》中“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一个屈原的知己，以屈原为榜样，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的光辉形象就矗立在读者面前了。
托物言志。柳宗元作为一个被朝廷撂在“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与李翰林建书》)的永州，没有实权，又一直希望被朝廷或量移或起复任用的谪吏，著书说话都格外小心，不敢造次，在写给故旧大臣们的信中，常叮嘱他们“勿示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连累亲朋好友，就只好用能托意于物的手段来曲折表达心曲了。而寓言就成为了他这类作品的突出代表。这些寓言虽然篇幅短小，但内蕴深刻，极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曲情委意，能收到绵里藏针的批判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武器。
他在永州所写的寓言内容可分为讽喻时政的黑暗，鞭挞现实社会中各种腐败现象;痛斥奸佞专权，预示依势逞强者必然灭亡;针砭贪欲主义，揭露封建官僚的种种丑态;抒发政治抱负，表达东山再起的愿望等。《憎王孙文》中的王孙们就是隐喻那些政敌们的，他们相互倾轧，不择手段打击政敌，作者忍不住三次发出“王孙兮甚可憎”的咒语，表达了作者的无比愤怒。王孙们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原因是有“山之灵”的庇护和支持，这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三戒》是其寓言中最精彩的作品，它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它们批评的是社会上的类似于麋、驴、鼠的某些人，没有自知之明，外强中干，往往自以为是，恃强而骄，不曾想最后都露了馅，逃不出被消灭的命运，曲折地表达了对那些凭着某种势力上台下狠力排斥打击改革派的政敌们的强烈抨击。在《永某氏之鼠》一则中还寄希望于新房主能将这横行的旧鼠们消灭光，这里的新房主也许就是作者对新的最高统治者出现的期盼吧。《罴说》讽喻的是通过描写自己没有什么本领靠借助外力以达到目的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来讽喻当时朝廷采取以藩制藩政策的愚蠢。
借景抒情。借景抒情，触景生情，融情于景是柳宗元又一重要的艺术手法。在其山水游记中如此，他的诗作更是如此。《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向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一开头就将情的基调锁定在悲凉上了，在秋天的亭午时分，孤独的太阳静静地照在诗人身上，诗人独自游览郊外野地，造境清幽，使人顿生孤独之感;一“萧瑟”，一“参差”，使人凉意顿现;“羁鸟”、“寒萍”与诗人当时的身份和心境正合，他触目伤怀，一股悲伤之意不由从中兴起，产生了强烈的去国怀人之情，“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但突然又感到“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而已。《与崔策登西山》也写秋天登山，只是多了一人。“西岭极远目，毫末皆可了。”极目所见愈辽远，心中的孤独感愈强烈，所见愈细，伤感就愈重。“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看似超脱，实则是更深的执着。“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看似心底里的痛苦从登山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心中压抑着的悲愤与不平。《愚溪诗序》更是将物我融而为一，借溪说己的代表作。此溪“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但能“鉴万类，清滢秀澈，锵鸣金石”，(《愚溪诗序》)，“远王都三千余里”，被世人抛弃在这荒郊野外， “我”同此溪一样，“虽不合于俗”，“我”们的改革遭到了失败，被贬到这远离京城的永州，且“久留而不去”(《愚溪对》)，但“我”能“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人住“愚”溪，“愚辞歌愚溪”，这是作者的愤激之词，也是作者的自慰之篇，充分表达了对受到这不公正待遇的处境的曲折反抗。见溪伤己，借溪抒怀就自然而然了。
寓忧愤于闲适恬淡的艺术风格。苏轼说柳宗元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讲的就是柳宗元诗歌寓忧愤于闲适恬淡之中的艺术风格。闲适恬淡风格以陶渊明、谢朓为宗，柳宗元也有一部分作品学陶谢，但又与陶谢不同，因为他的处境和心境与他们不一样，虽然他在寄情山水时，时有“慕隐”之意，如在摹写田园风物时，很有陶氏风味，但他写自然风物的目的并非只为娱情山水，因为他虽然被贬，但从未放弃，内心深处始终在希冀被起复召用，以便再展宏图，这种心思又不能直白地说出，当希望一个个地变成泡沫以后，藏在心中的那份执着就更为深沉而冷静了，发而为文，自然也更为平静了，读来自有一种平静的水面下是惊涛骇浪之感了，如《南涧中题》、《冉溪》等。对于这种风格，他在《对贺者》中所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可以作为注脚。其山水诗如此，山水游记亦如此。“永州八记”是他等待无望之后放情山水的无奈之举的记录。发现西山前，自觉“为戮人，居是州，恒惴慄”，心情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到元和四年，两次特赦无份，向故旧大臣求援无果之后，就已经极显无聊了，发现西山并游览之后，再以此为中心，游钴鉧潭、小丘和小石潭，再游袁家渴、石渠、石涧和小石城山，每到一处，极写景之美，又极写其景之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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