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1]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白居易与柳宗元是同时人，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和刘禹锡一样，长柳宗元一岁。早年他们同朝为官，可不知什么原因，寻遍《柳集》，一生不见二人有过交往的印迹。考其生平行迹，同为时代名人，无论是为政理念，还是思想为人，都找不出相左和有积怨的地方。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是两人没有交往的机缘。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才考取进士，晚柳宗元和刘禹锡八年，应属后辈。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与元稹通过吏部考试，被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任期满后，白居易又与元稹在长安的华阳观闭门数月，准备参加制举考试的功课。之后，他被任命为周至县(在陕西)尉，直到元和二年(807年)才被调回京为官。白居易在政坛和诗坛上显达，应是元和年以后的事。永贞革新时，白居易其位其名均还未有显露，没引起柳宗元等人注意，相互没有交往应是自然的事。永贞革新后，柳宗元一贬再贬，至死身处荒蛮，虽文名远播，也没有机会与白居易碰面。
元和四年(809年)，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为宦官吐突承璀平藩时任招讨使一事，与谏官反复上书宪宗皇帝，其前后有数千言。白居易《论承璀职名状》，用语急切，直刺宪宗痛处。其言曰：“然则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宦官)专统领者。”他说宪宗任情坏法，是“自损圣明”，是“取笑于万代之后”。文中白居易还攻击策划剿杀永贞革新运动的宦官首领俱文珍。《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宪宗看过白居易的谏言后，不悦。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奈何?”李绛从中化解说，白居易不避杀头之祸谏言，正是酬陛下拔擢之恩。陛下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让白居易躲过一劫。据此看来，白居易与柳宗元在抑宦平藩等为政理念上是相同的。永贞革新时，白居易在京为校书郎，三十四岁，顺宗继位不足二十天，他就给为相仅十日的韦执谊《上宰相书》言政;永贞革新失败，韦执谊被贬时，他又作诗《寄隐者》为之泄不平。这些都表示他对柳宗元等人主事永贞革新的同情。这也许是刘禹锡后来与白居易走到一起，成为密友的原因。
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自朗州召回京时，与元稹同返长安。元稹这一年春在篮桥驿作《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赠刘禹锡和柳宗元，但不见柳宗元对元稹诗的回应。刘禹锡与白居易早在元和初年就有交往，刘禹锡作于元和三年至六年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就是佐证。刘禹锡和柳宗元元和十年被召回京时，白居易也在京城，想必有与刘禹锡等人有见面的可能，可惜没有只言片语传于后世。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交往密切，诗酒唱酬，留下了不少让后人传诵的诗文。可历史又偏偏好像是故意要给后世留下一些遗憾似的，执意让柳宗元与白居易这一对大家不能相见相交，这让后人多少有些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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