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柳宗元是一代宗师?他又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
柳宗元从小立志报效国家，“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他刻苦攻读，积极进取，贞元九年(793)21岁考中进士，步入政坛后，“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书》)“利安元元”“辅时及物”是他的崇高理想与精神动力。永贞元年(815)33岁的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积极投入“永贞革新”，改革失败后贬谪到到永州、柳州达14年之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改革。他的改革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其人格魅力令人赞赏，独有千古。
柳宗元怀着“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公瑾论仕进书》)的抱负，义无反顾地投身“永贞革新”，其目的是中兴大唐王朝，为老百姓谋利益。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斗争，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革新的内容包括：力主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割据，强调任人唯贤，否定任人唯亲，呼吁合理征赋，谴责横征暴敛，以求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读通鉴论》)，史载“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风华正茂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保守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他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虽然不到半年便被扼杀，但却有力打击了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利国利民，震动全国。遭贬后，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关注社会矛盾，将“忧国忧民”意识上升到理性思考，发愤著述，宣传改革思想。
柳宗元一生以宣扬、实践“大中之道”为己任。章士钊先生认为“子厚等信大中之道，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柳文立大中为准绳，万变不离其宗”。(《柳文指要》)据统计，柳集中有11处提及“大中”，12处提及“中”，7处提及“中道”，3处提及“中庸”，3处提及“中正”，3处提及 “时中”，还认定“当”就是大中之道。说法不一，内涵相同。他解释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时令论下》)“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下》)所谓圣人之道，其主要内容就是“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要“利于人，备于事”，要“立大中”，要探求“当”。“当”即中正不偏，符合大中之道。他提倡的大中之道，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之道、尧舜孔子之道，而是对儒学的改造和创新。“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胶輵上下，而不出于正。”(《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柳所讲的“生人”、“元元”，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民众”。宣扬大中之道的目的，一是“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二是“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在逆境中，仍坚定表示：“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晚年任柳州刺史四年，他勤政爱民，除弊兴利，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既皆悦喜”，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大中之道”。
主张“天人相分”，认为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传统的儒学中，存在“天命论”“圣人说”的唯心主义倾向。柳宗元在永州完稿的《贞符》，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阐述帝王受命于“生人之意”的观点，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在天人关系上，韩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类分割了自然界，得罪了上天，就要遭到惩罚，如果能够制止人类对自然界的分割，就会得到上天的奖赏。柳为此写了《天说》一文，批驳了韩愈的天命论观点，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天同瓜果、草木等自然界一切物质的东西一样，是由浑浊的“元气”构成的，一切都统一于“元气”，不存在离开“元气”而独立存在的有意志的“天”。“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类的行为同“天意”没有任何联系，天不能赏罚人类的功过。在《非〈国语〉》中，对宣扬天命神鬼迷信思想和维护贵族特权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具有震聋发瞶之效。如《三川震》一文批判所谓地震是国家死亡征兆的唯心主义谬说，论证地震是自然物质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毫无关系。
写于永州的政论《封建论》，分析了中国社会分封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肯定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在解释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时，提出“势”这一范畴，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性。他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他已经初步看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由于“势”即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起支配作用。文章体现了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主张任人唯贤、反对贵族世袭的政治立场。苏轼对这篇雄文评价甚高：“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伦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
提倡“德治”，贯彻法制。柳宗元的“德治”思想，包括德治教化和实行仁德、仁爱等，体现在多方面。笔者在《论柳宗元的“德治”与“民本”思想及其渊源》一文中，主要从3个方面做了归纳，一是对尧舜“德治”的首肯;二是主张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三是阐述以“仁德”、“仁爱”为主的道德观。在此不再赘述。柳主严刑峻法，赏罚分明。他早年任监察御史时，写过《蜡说》。文章借探求“圣人”祭神的用心，借题发挥，对现实政治生活中诸如残暴贪婪、昏庸疲沓等腐败现象作无情鞭挞，主张毫无例外地予以惩处。与此同时，又举出历史上一些政绩卓著、受到百姓爱戴的官吏作对比，表明了他对政治革新的强烈愿望。该文体现了柳的无神论思想和依法治国、惩治腐败的政治思想。《驳复仇议》是针对陈子昂所作的《复仇议状》而写的批驳文章。唐朝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令赵师韫所杀。徐元庆后杀了赵师韫，并投案自首。历史上称为“徐元庆案件”。对徐元庆为父报仇一案的处理朝野议论纷纷。陈子昂主张应“诛而后旌”，以求“礼”“法”两全。柳却提出“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观点，认为官吏违法杀人也应偿命，如朝廷不惩办这种官吏，受害者子弟便可以复仇。指出或“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二者不可以同用于一人。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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