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发布时间:2017-04-1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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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前期可界定为贞元二十一年(805)九月至元和四年(809)共五年,此为学界共识。而对其前期“恐惧”这种奇特的精神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

  心理学认为:“恐惧是由于缺乏思想准备或者难以摆脱某种危险情景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考之《柳集》,贬永前五年出现“恐惧”或与之相近的词语就有二十多处。如初贬的《笼鹰词》:“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形象地写出了初贬的落魄遭遇和惊恐失措的情形。元和二年(807)《惩咎赋》:“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傈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磨雇之不息。”对于坚信“天人相分”的柳宗元,害怕“天讨”、“鬼责”只是一种遁词,担心朝廷加剧迫害才是其真正原因,所以他才象麋鹿那样日夜担惊受怕。元和四年《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与裴埙书》:“舍忧傈,则怠而睡耳。”《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傈。”《与杨京兆凭书》:“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每闻大人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忧恐”、“震怖”就有忧虑、恐惧、震惊等含义,甚至有恐怖的意味。且《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强调:“今以。眶怯洪漶,下才末伎,又婴恐惧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则明确指出自己所患的恐惧,已不是一时的精神现象,而是逐步积变成一种心理定势甚或演变成一种生理疾患。同年《辨茯神文》序:“余病痞且悸。”悸就是惊恐。直至元和八年(813),作者还追述初贬永州的情形:“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人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而“耳静烦喧蚁,魂惊怯怒蛙。”则表现了诗人特有的敏感、烦躁和惊恐。可见柳宗元身罹缧绁,心患恐惧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特有的精神现象。

  一

  “贬谪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面对骤然而至的打击,短暂恐惧是正常的。如张九龄贬荆州:“闻命皇怖,魂胆飞越。”连性格豪迈开朗的刘禹锡贬朗州时也“悲愁惴栗,常集方寸”。“所以受遣已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惊恐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危害威胁的消失,恐惧就会得到克服。然像柳宗元那样四、五年来经常恐惧的则很少见。亚里斯多德认为:恐惧是“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从恐惧者本身来说,其“关键的因素还是主体自身缺乏处理可怕情境的能力。”对于柳宗元而言,导致毁灭或痛苦而又无力处理的可怕情境主要有如下数端:

  首先是朝廷对政敌的严厉处置。宪宗上台后,对永贞革新人员进行一系列的严厉惩处。永贞元年八月(805),王丕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九月柳宗元和革新同僚一起被贬,先是自礼部员外郎贬为邵州刺史,但“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代受贬官员主要有:“左降官(贬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流人”四类。而“左降官,这是贬官的主体,是最典型、处置最严厉的一种贬官类型”。且元和元年(806),宪宗改元大赦,但八月却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国不独如此,次年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被赐死;王丕、陵准相继忧愤而死。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宪宗仇视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问。”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柳宗元与王叔文关系密切,永贞革新失败前夕,还替王叔文母亲作墓志,赞王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历数王叔文的历史功劳:“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言于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王叔文被杀,柳宗元担心殃及自身,产生恐惧心理自然是情理中事。故当凌准病逝后,作者在《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中倾诉:“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顾余九魂逝,与子各何之?”这种因受政敌迫害而万虑横生的恐惧,在以后岁月一直潜滋暗长。如元和四年《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诗:“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岁月杀忧傈,慵疏寡将迎。”不但有受到贬谪逼迫的恐惧,更有来自政敌攻讦的惶惶不安。

  其次是对生活环境恶劣的忧惧。据《新唐书·地理志》,永州在唐属江南西道,为中州。柳宗元时只辖四个县,即零陵、祁阳、湘源、灌阳,辖境包括今湖南西南部和湘、桂交界地区。在这“南荒”之地,周边环境非常恶劣。《与李翰林建书》指出:“永州於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瘠。”而柳母就因为这里环境恶劣,医药条件极差,以至次年五月病逝。对此他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聿廿志》中说:“窜穷徼,人多疾殃,炎暑煸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祠无所资,苍黄叫呼,遂遘大罚。”对这戕害性命的恶劣环境,柳宗元深感忧虑和恐惧,以致发出“苍天苍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的悲号。弗洛姆指出:“焦虑的现象之一是害怕死亡,并不是人类必然经历到预期死亡所存在的普通畏惧,而是随时殒命的恐怖。”同时“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石乞石乞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在龙兴寺居住的五年间,他的住所四次被火灾殃及,只好赤脚仓皇出逃,破墙跳窗才得以保命,但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而且在《种白蓑荷》中,作者还记述了“皿虫化为蠹”的奇特恐怖现象。致使诗人“窜伏常战栗,怀故愈悲辛。”萨特指出:“恐惧是对世界上的存在的恐惧……处境引起恐惧是因为它很可能从外面使我的生活发生变化。”由京城谪至蛮荒,加上柳宗元寄居龙兴寺周遭环境恶劣,使人容易得病甚至有危及生命安全,故其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旷野恐惧”。

  再次是体弱多病对生命的威胁。柳宗元年少才高,永贞革新前身体健旺,踔厉风发,意气甚盛。而贬永州后,由于政敌迫害和环境恶劣等原因,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加上长期受湿热瘴气影响,元和三年(808)便得重腿之疾:“瘴茅葺为宇,溽暑恒侵肌。适有重腿疾,蒸郁宁所宜?”元和四年身体则进一步恶化。《觉衰》诗云:“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国牙齿脱落,头发短少,行走无力,这些都是未老先衰的表征。韩愈中年有《落齿》诗:“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由落齿进而担心衰老甚至死亡,可见问题严重。同年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圆在《与杨凭京兆书》中也说:“一二年来,癖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所谓“痞结”、“癖气”就是腹间有一硬块,消化不良。《与萧翰林倪书》:“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日毛重腿,意以为常。”“重腿”就是两脚浮肿。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则进一步说明医治痞疾的情况:“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馀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瘅。”所谓“膝颤”,“髀瘅”跟风湿有关。由此可见,柳宗元贬永寄居龙兴寺五年间,未老先衰,多种疾病并发,严重威胁着他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致使其深感忧虑和恐惧。   其四是后继无人的焦虑。据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载:柳宗元24岁与杨凭女结婚,27岁妻子杨氏去世。杨氏孕而不育,这是柳宗元的一大心病。他给杨凭信中说:“寡居十馀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惧此而已矣!”由于无后是最大的不孝,故柳宗元深为绝嗣而焦虑:“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将沉渊而殒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这种为传宗接代而隐忍苟活的想法,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也反复申说:“尚顾嗣续,不敢即死,支缀气息,以严邦刑,大惧祭祀之无主,以忝盛德。”德国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这种为延续后代求死不得的悖论,在柳宗元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孟昭兰指出:“只要使人预感到无力加以避免或应付而感受到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威胁时,就可能产生恐惧,并由复合的恐惧情绪转化为焦虑。”因此,这种后继无人的焦虑,实际上是柳宗元更深层的恐惧。

  由此可见,柳宗元身心所承受的深重苦难,绝非一般士人可比。正如戴伟华先生所说:“古今文人与柳宗元多重病苦相等者有几?”囝

  二

  王明居教授指出:“柳宗元绝非一个悲痛欲绝、毫无作为的庸人,而是一个身处逆境、奋力抗争的思想家、文学家。”其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能自觉感受、认识自身的精神恐惧,而且勇于面对这种负面情绪,并积极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自我拯救。尼采说:“那种知道恐惧但又征服恐惧的人是有魄力的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柳宗元虽然多次向权贵求援,但他始终坚信自己革新政治的正确性,从来没有退缩和后悔,在《答周君巢》中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体现了坚定执着的政治品格。为缓解和克服恐惧,他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我拯救。

  一是转移人生追求目标,从一个“超取显美”的政治家向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作艰难的转变。柳宗元谪前关注的重心不在文章而在政治。《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冉溪诗》亦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检之柳宗元贬前所作墓志、赠序、表状等文章,作品太少,且多为敷衍率意为之,尽管有《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优秀人物传记,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大。贬永头两年,思想极度苦闷消沉,交往不广,作文不多,但经过两年的调适,逐渐由政治重心向学术、文学重心转移,创作产生了新的飞跃。正如他在《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中说:“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寄许京兆孟容书》也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他不但刻苦读书,而且积极购书和著书。“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可见他把著书创作当成自我安慰和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手段。按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统计,贬永前五年柳宗元共有作品160多篇,其中包括《封建论》、《非国语》(67篇)等重要学术论著,《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等寓言小品。同时还完成了“永州八记”中的前四记及“十骚九赋”中的大部分作品。而据王安国《柳宗元诗笺释》,其卷一除前面3首外,其余38首诗均作于贬谪至元和四年间,且叙事、抒情、咏史、咏物、山水等各种诗体均已具备,并初步形成“幽冷峭洁”的诗风。可以说,这个时期,尤其是元和三、四年间,柳宗元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通过诗歌和辞赋的创作,转移、减轻了自身的恐惧情绪,尤其是直接宣泄了悲愤、郁闷的情绪,逐渐消解了长期压抑的痛苦。尼采说:“艺术是对受苦人的拯救。”当然160多篇作品,较之柳宗元一生670多篇作品来说,比例并不算高,但对于柳宗元的人生目标转移和心理拯救,却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是积极进行心理和身体治疗。首先是心理的自我暗示和疏导。贬永之初,柳宗元就写下《诫惧箴》、《忧箴》,提出“君子不惧”和“所忧在道,不在乎祸”的主张,希望以此起到自我警示、自我调适的作用。而龚玉兰博士也说《解祟赋》:“借《太玄》中的某些元素来表达自己贬谪后的心态调整的过程。”其次是主动向别人倾诉。贬永之初,柳宗元接触的人不多。而元和四年,作为“八司马”之一的程异被朝廷召回,“擢为侍御史,复为杨子留后”。同年七月接到尚书右丞、京兆尹许孟容的书信,使柳宗元感到复出有望,于是分别给如许孟容、杨凭、李建、裴埙等朝官写书信,倾诉贬谪的不幸和忧怨,请求援引。同时,在《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和《与武武陵论非国语书》中分别向对方畅谈撰写《非国语》的体会。通过倾诉、表白、沟通,在一定的程度上分散和纾解了柳宗元的恐惧心理。荣格说:“只有借助与表白,我方能投人人类的怀抱,从中可免于受负担道德放逐之苦。”当然这一点柳宗元不一定完全意识到,但在客观上确实使其埋藏心底多年的悲苦、怨气、牢骚和恐惧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纾解。再次是药物治疗。如前所述,柳宗元所患的恐惧,不仅是一种情绪体验,而且逐步积变成一种心理定势甚至生理疾患,同“痞疾”、“脚气病”一起,形成了一种慢性综合疾病。因此不但要进行心理调适,而且还必须进行身体治疗。在龙兴寺期间,作者就有《种仙灵毗》、《种术》、《植灵寿木》等诗,记载种植各种药物的情景:“灵和理内脏,攻疾贵自源。”缈‘离忧苟可怡,孰能知其他。”希望通过这些药物强身健骨,安神定惊,从而达到对内疾外病综合治理的目的。

  三是通过习佛来化解。方立天先生认为:“全部佛教学说,是论证人们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问题。”@柳宗元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人焉。”柳宗元出身在一个习佛传统的家庭,居长安时结识马祖法嗣南泉普愿弟子文畅,写有《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等文。贬永前期寄居龙兴寺,思想苦闷,日夕和僧人相处,结交了主持重巽,还和觉照、琛上人等交往,闲暇时研讨佛理,以求精神寄托,获得人生启悟。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谈到自己习佛的心得:“或问宗元日:‘悉矣!子之得于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对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说明向巽上人学习,佛学大进。而且他对净土宗、天台宗、律宗和禅宗均有研究。据张勇博士统计,其所“涉及佛教的文章数量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最多的。”但柳宗元贬永潜心习佛,除探求佛理外,更希望通过跟僧人禅师的交往消除心中的苦恼,求得心灵的安闲平静。《送僧浩初序》针对韩愈对自己嗜佛的责备作回应:“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指出交往“浮图”的目的在于远离官场倾轧,平息躁进心理,以安性闲情。柳宗元这种价值取向,跟中唐士大夫的追求相一致。孙昌武指出:“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佛教中最引起兴趣的不再是思辨的义理,而是心灵的安慰、感情的寄托。”《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记载他早晨到超师处诵读经书的情景:“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页书,步出东斋读……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在放声诵读经文中精神得到滋养,身心得到愉悦,心理得到满足。日本心理学家池田酉次郎指出:“如果大声反复地朗诵祈祷的文句和佛经等,可以将长久积郁于心,即刻就要爆发的怒火、怨气及其它激烈的情绪和感情,以平安的方式散发出去,起到净化心灵的巨大作用。”尚永亮先生也指出:柳宗元习佛,“对诗人个体上来说,确实有助于心灵创伤的平复,精神苦闷的减弱。”   四是通过领略美景去消除苦恼。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柳宗元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富有创见的美学家。他不但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重要美学命题,而且就自然界对审美主体的作用也有独到的体悟和认识。《零陵三亭记》指出:“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在柳宗元看来,凭借“游息之物”,通过“观游”美好的景致,可平息“气烦”、“虑乱”的心境,达到“清宁平夷”的目的。南朝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提出“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指出沉浸山水的审美中可以使人暂时平息功利的心理,求得心中的宁静,两人的见解是基本一致。但吴均述说的只是一种直观的感受,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愉悦;而柳宗元的论述则更富学理的深度,具有苦难美学的色彩。永州虽然荒僻,但却蕴藏着奇山丽水。诚如柳宗元所说:“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沉浸在山水美景中,柳宗元受挫的心灵获得极大的慰籍。如元和元年,诗人捐资建法华寺西亭,亭落成后诗人常到此游览。“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在自然的欣赏中,诗人暂时忘却心中的苦恼,心灵的到平静和抚慰。元和四年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则进一步指出被贬以来:“日与其徒上高山,人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还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这种长期出游的结果,使作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镑主体与对象完全融合,孤寂的心灵获得慰藉,抑郁的情绪得到宣泄,从而获得一种忘怀得失的自由感受,一种奇特的精神愉悦。当然美景所给予作者的不仅仅是快乐,同时也有不欢甚至悲慨。正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说:“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对此柳宗元亦深有体会:“时到幽花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在《钴金母潭西小丘记》中,既欣赏小丘的胜景,也为其为“农夫渔父过而陋之的”遭遇也叹惋。而小石潭四周的幽深环境也引起作者“凄神寒骨”悲凉感受,《囚山赋》甚至有一种被永州山水囚禁之感,这就是“当欢而悲者有之”的审美心理内涵。这样,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从不同的角度,使作者苦闷、郁愤、恐惧的情感得到宣泄和释放。

  在角色转移、身心救疗、习佛领悟、美景欣赏四途中,角色转移无疑是最为重要。当柳宗元在京城是一个崭露头角、“超取显美”的朝廷命官时,其重心在政治,一心希望“励材能,兴功业,致大康之民,垂不灭之声。”只有遭重大的政治挫折,身心备受重创,才会将治疗、习佛、欣赏美景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转移人生目标的追求对疗救柳宗元的精神恐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恐惧使人思考,苦难是作家成长的摇篮,沉沦痛苦使人变得更加深邃成熟。俄国著名思想家舍斯托夫说:“哲学的基础不像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教诲的惊奇,而是绝望。人的思想在绝望和恐惧中得到再生并且获得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人的思想引到对于其他人来说不存在的真理本原。”的确,通过自身的努力拯救,其学术思想达到了同时代文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正如蚌病成珠一样,苦难成就了作家。恐惧与拯救,不但促使柳宗元精神上产生新的裂变和整合,也造成了其作品思想情感的极大张力。贬谪,是政治家柳宗元的不幸,也是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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