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贬谪后的诗歌情感表现上具有鲜明的落差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独特而又有巨大影响的诗人。“人生作语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虽有夸大之嫌，但柳宗元于中唐元白浅俗和韩孟险怪诗风的洪流中卓然而立，自成一家，确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柳宗元的古文，今人有很多研究;但对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他的情感变化具有落差性的诗歌，后人较少研究。本文拟从这个方面来探讨柳宗元的诗歌情感特点，以更好地理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
一
“吟咏情性”的诗歌经过创作主体酝酿直觉生成后，就必须由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由想象幻想的艺术世界到可见可感的语言文字世界。“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选择恰当的文字传神地传达情感是诗歌抒情中重要的因素。贬谪后，柳宗元作诗非常重视遣词造句，喜欢用对比性强的词语来表现自己跌宕起伏、落差性大的感情。如“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再上湘江》)、“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追诏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中就用“去”、“回”以及“南”和“北”来表达自己对坎坷命运产生的心灵震动，展现了不同处境中情感的巨大落差。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初贬为邵州刺史，“朝议谓王叔文党和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诗人沿湘水南下永州。经过十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贬谪沉沦生活后终于在元和十年奉诏回京，心情十分喜悦，“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汨罗遇风》)，理想再次燃烧，“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自以为可以重展才华，建功立业。情绪也由抑郁悲伤的低谷上升到饱和快乐的顶峰!诗人重新进入政治中心却落空!几个月后又被贬到更加荒远更加偏避的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作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人情感在突变的时事面前，在脆弱的个人命运面前，不得不陡然直下，形成落差。《再上湘江》即是在此情此景下，在情绪落差变化巨大的情况下，诗人创作的内涵深沉、外在形式淡泊的文短意长的小诗。方向对立的动词“去”“回”包含两层意思：湘水逝去何日重来?斯人独去何日重回?或许永无归期，埋骨异荒!同样，其它诗中的方向相反的名词，“南”“北”也具有独特而对立的情感。
二
柳宗元年少立志高远，自我期待价值很高。“永贞革新”前仕途一帆风顺，“进士出身授校书、正字，然后任畿县尉，再登台、省做郎官。”加上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富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志同道合的刘禹锡、韩泰、凌准、韩晔等在政坛上叱诧风云，锋芒毕露。虽造成“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齿舌嗷嗷，雷动风驱”(《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的众矢之的的不利局面，但他仍坚定不移竭其所能地参加革新。这种早期的经历养成了他坚毅执着的性格，也使他被贬谪后仍渴望有朝一日能再展宏图，南方贬谪之实与诗人内心渴望北归立业之虚促使了他情感性格的变化。执着的人生追求，奔放开阔的性格，自强不息的心态，却错误的闲置在荒疠偏避的南荒之地!
所以，虽然在一贬再贬沉冤难伸和体弱多病心灵受伤的艰难情况下，诗人对生命的渴求以及对人生的追求和期待不是降低――消极沉沦或自我迷醉地发泄不遇的生命，而是增强――浪迹山水寻求舒适，亲植嘉木涵养精神。这种心态使诗人情感期待以“欣”“笑”“歌”“乐”等积极性也是表层性为目的，以舒适自我、调节自我心绪为旨归，如“发春念长违，中夏欣再睹”(《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等诗，都表现了柳宗元主观愿望上期待舒适快乐之情。诗人主观上始终是积极向上的，至少是努力向上的!在其诗中，主观施事性很强的动词“舒”“适”也屡屡出现，如“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构法华寺西亭》)就高扬突出欢快愉悦之情来抑制超越孤寂幽怨之情。
然而，主体越是忘忧求乐，越是想舒适忘机，而其贬谪的生存环境却没有根本改变，个体理想抱负没有实现，身体每况愈下，续娶氏族子女无望后嗣渺茫，则只能是忘忧更忧、消愁更愁，这就形成了客观效果上的悲苦幽怨。“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时得幽树好市，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圆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乐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就清楚地说明了诗人情感落差性极大的原因。“欣”“欢”“歌”“乐”等积极性情感只是诗人主观期待，“孤”“寂”“幽”“悲”等消极性情感才是文本所现和他内心深处的永恒之感。于是，在其代表诗――山水诗上形成忧即出游，游则得乐，乐又复忧的情感生成画面。
三
柳宗元诗歌情感具有强烈的鲜明的落差性特点，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原因外，还可以从下面来理解。
一是前后突变的人生经历为这种客观存在提供了可能。“永贞革新”前，柳宗元是长安耀眼的政坛明星，仕途一帆风顺，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加上自己年少气盛，意气风发，这就形成了心态上健康积极，情感上昂扬奋发的特点。“永贞革新”后，作为“八司马”之首的他，在唐宪宗眼里，自然是罪大恶极，首先贬为邵州刺史，行程未到又贬为永州司马员外同正置，即有名无实的闲置官员，这对于从小就以“利安元元”的柳宗元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何况唐宪宗特意下诏“二王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例”，这意味着他从此永州无出头之日!他的政治抱负、正想前途和振兴家门的愿望将全部落空!而且，他是以一个亲善小人、遽然得志的罪人的身份被贬，舆论导向上也倾向于他有罪于新皇，这种难以洗雪地沉冤也使他更加苦闷、痛苦甚至性格变异!这种贬谪在客观上造成了鲜明的对比性。一是前期的志得意满、几为辅弼到后期的闲置蛮荒、朝不保夕，(王叔文就是被追贬赐死);
二是政治权力中心、叱诧风云的长安迥异于人烟稀少、士人庸常的永州柳州。
三是气候适宜、开阔平坦的中原不同于躁热湿雨、崎岖不平的南方永州柳州。这种人生、社会和自然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影响坚毅执着的的柳宗元心态、情感及抒情言志的诗文创作。明显的表现，就是诗人心态由前期的自信、自负到后期的自伤甚至自卑。性格也由开朗变沉寂、由豪放变冷峻或者是二者交替相生，这对于诗人情感的消极性和积极性表现有直接影响。理解这一点，对于更好地把握柳宗元诗歌情感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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