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李清照个性意识的探寻
对作者的个性特征和气质的研究和探讨，一直是易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庄慕萱《浅谈李清照的个性气质对其词创作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诸葛忆兵《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康丽云《从李清照个性特征论易安体》(《宜春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何锡章《心灵与情感美的歌：读李清照的词》(《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即是对易安个性气质的继续探讨。但是，他们又与过去的文章稍有不同，主要试图以词人的个性气质为切入点，结合词人的生活经历，探寻词人的心灵世界和性格品质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其中，诸葛一文是值得关注的一篇。文章认为，“自主、自强、自信”是李清照的性格品质，具有鲜明的叛逆个性。这种个性品质的形成，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首先，良好的早期教育和自由的家庭环境，为李清照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李清照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其“自主、自强、自信”的性格最后定型，并且终其一生，这种性格品质没有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李清照处处流露出叛逆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作诗讥刺公公赵挺之”;2、“始终关切国事，不愿默守闺中”;3、“晚年再嫁和离异”;4、“敢于批评男人世界中之名流”;5、“文学创作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从“自我意识”层面探讨李清照的深层心理，成了近几年李清照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们纷纷撰文，大小论文不下10余篇。刘淑丽的《试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扫以往文学中的女性迷失与臣妾意识，第一次将自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形象坦露在读者面前”;苏萍的《试论李清照的才女意识》(《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则从“博学与雅趣、真情与灵气、高傲与叛逆、忧郁与忧患”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李清照独特的才女意识;吴爱民的《试析李清照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认为李清照词作在不同时期塑造了词人不同的自我形象(天真的少女、多情的少妇、有志的才女和抑郁的老妪)。以上数文，或从抒情形象方面，或从性格特征方面探讨李清照的“自我意识”，均各具特色，形成了易安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陈武阳的《李清照主体创作中的自我张扬论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王金寿的《易安词女性意识再评价》(《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是研究李清照“自我意识”较有影响的两篇文章。陈文别开生面，从爱情意识、女性意识和个性意识三个层面，针对李清照文学创作中自我主体意识的张扬作了概括的论述。文章认为，李清照词作爱情意识的表现，不在艺术上，而在思想上，即创作主体摆脱了封建宗法意识的束缚，大胆、真切地表露了自我的爱情意识;其女性意识的凸现，是通过在词作中表现深广的爱国情怀，并站在女性的角度，把女性和文化努力地结合起来;其个性意识的张扬，则通过对自我形象描述的强烈的个性化得以实现。文章最后指出：“李清照主体创作中对自我女性意识的张扬，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封建宗法意识和历史的传统文化意识的背叛，她要在背叛中突立自我作为女性的尊严，在自我认识中，张扬人性和女性意识。”王文则自有见地，认为李清照独特的女性意识从以下三方面折射出来：1、“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形象——倜傥洒脱、自信乐观的‘丈夫’气质和崇尚淡雅高洁的意识”;2、“‘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的菊花形象——旷达超逸的隐士风度和崇尚独立人格的意识”;3、“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的卓然才气、独创精神”。
二、关于“易安体”内在结构的探索
对“易安体”的研究，是李清照研究争论最多的专题之一。过去的专题文章，多从平易通俗的语言、精美的韵律、富有个性的抒情形象、婉转清新中不乏豪放矫健的风格等方面，来探求“易安体”的美感意蕴。而李正春的《易安体的内在结构和表达功能》一文(《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却不落窠臼，认为“易安词能在花团锦簇的宋代词坛上开径独行，自成一体，必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把握其内在结构，无疑是获得审美效应的重要途径”。文章对“易安体”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达功能作了探讨。全文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流动性的时空结构。文章指出，易安词空间结构的流动有如下三种方式：1、“由室外广阔的空间层面→居室周围的空间层面→室内细小的空间层面”;2、“由室内细小的空间层面→小楼周围的空间层面→远处(高处)更广阔深远的空间层面”;3、“混合式”。就时间流动而言，“易安词的时间‘流域’是介乎‘春’与‘秋’两季，就具体时刻而言，在昼与夜的交替中”。第二部分：戏剧性的情绪结构。有如下几种常见的结构形态：1、“以悲音(景)发端，喜景(音)继其后，最终悲音复起(悲景复现)”，形成一个‘悲’——‘乐’——‘悲’的封闭式循环结构;2、“以喜景(音)发端，以悲景(音)作结，构成‘喜——悲’式的情绪结构”;3、“悲——喜”形态。第三部分：对比式的章法结构。主要有两种章法结构：1、“生活场景的对比——突出反差”;2、“人与物的对比——突出近性”。
三、关于李清照词艺术风格的多角度分析
周秀怡《典赡婉丽并擅场：李清照诗词艺术风格探微》(《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韩慧玲《李清照词艺术特色再论》(《滨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陈在东、阎秀平《清新峻爽李易安：李清照词风新探》(《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李建国《论易安词柔中寓刚的艺术表现》(《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时俊静《再议易安词的风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数篇论文，继续了前人对易安词艺术风格的探索，把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李建国一文对易安词艺术表现提出了折中的看法：“应当是在肯定其阴柔与婉约的同时，也肯定其综合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柔中寓刚的艺术表现。”文章从词学的演进、世家的规范和个人与家庭的坎坷经历三方面条分缕析地揭示了易安词艺术风格的成因，指出“易安词柔中寓刚的艺术表现，获得了我国传统诗歌天人合一、刚柔相济、博大精深的创造真谛”。这种柔中寓刚的艺术风格，有如下内涵：1、“传统的厚重”;2、“情感的真挚”;3、“用词的洗练与创新”。时俊静一文的观点与李文基本相近，认为易安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婉约之外，更有一种清拔、俊逸之风。概言之，就是“婉而不媚，清而不俗，细腻而不失之纤柔，秀中有骨，刚柔相济”。对易安词“刚柔相济”中“刚”之看法，作者不同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丈夫气”、“豪气”，而是把它归结为一种清拔俊逸之气。它首先表现在抒情上，一反女性作家的羞涩和遮掩，感情从“自我”的胸臆中淌出，真挚率直。它还表现在对情感的表达形式上，包括意象的选择以骨力见长，以清丽取胜，意象的结构单纯稀疏，意象的安排多用虚字，写作手法善用白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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