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文人大多涉及理学，陆游也不例外。与杨万里一样，陆游也被清人黄宗羲列入《宋元学案》，分别隶属于“武夷学案”“赵张诸儒学案”和“荆公新学案”。但事实上陆游与这些“学案”的关系相当松懈，比如最后一例，仅因其祖父陆佃乃王安石门人，遂将其父陆宰列为王氏一脉的“陆氏家学”，又从而将陆游列入“元钧家学”(陆宰字元钧)。其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陆游都不大认同王安石，将他列入“荆公新学案”甚为牵强。更重要的是，杨万里的思维模式与治学路数都与南宋理学家如出一辙，比如其《庸言》和《诚斋易传》，皆与其他理学家的著作相类似。
陆游则不同。陆游对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学风是深为不满的，他有一段名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表面上这是对宋代儒学的客观论述，字里行间却深有不满。陆游对当时的学风屡有讥评：“儒术今方裂”(《示儿》)，“千年道术裂”(《书意》)，“道丧异端方肆行”(《书感》)之类的话，在陆诗中屡见不鲜。那么，什么是陆游心目中的“异端”呢?他说：“唐虞虽远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违?大道岂容私学裂，专门常怪世儒非。少林尚忌随人转，老氏亦尊知我稀。能尽此心方有得，勿持糟粕议精微。”(《唐虞》)锋芒所向，显然正是那些偏离儒学传统并自诩独得千年不传之秘的理学家。陆游还指出产生异端的原因是疏离了传统的儒家经学，他说：“俗学方哗世，遗经寖已微。斯文未云丧，吾道岂其非?”(《书感》)这对以“六经注我”自诩的二陆等人，不啻是当头棒喝。即使是与二陆势若水火且与陆游私交甚笃的朱熹，其实也与陆游的思想貌同实异。简而言之，朱熹最看重的是性理之学，他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
朱熹虽然熟读儒家经典，但对之并不尽信，甚至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陆游则不然。陆游极为尊崇六经，在诗中反复道之：“六经万世眼，守此可以老。”(《冬夜读书》)“六经圣所传，百代尊元龟。”(《六经》)“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六经示儿子》)“六艺江河万古流，吾徒钻仰死方休。”(《六艺示子聿》)陆游终生读经，至老不倦，其诗中自称：“正襟坐堂上，有几不敢凭。陈前圣人书，凛如蹈渊冰。”(《晨兴》)“半升粟饭养残躯，晨起衣冠读典谟。莫谓此生无用处，一身自是一唐虞。”(《读经》)在疑古疑经风气甚嚣尘上的宋代，陆游的这种态度堪称特立独行。
陆游重视六经，是为了通过经书与古代的圣贤直接相对：“残编幸有圣贤对。”(《独立》)“窗间一编书，终日圣贤对。”(《北窗》)这样，他就可以从经典中获知从周公、孔子以来的圣贤之道：“唐虞邈难继，周孔不复生。承学百世下，我辈责岂轻!”(《书感》)“唐虞未远如亲见，周孔犹存岂我欺?”(《后书感》)陆游心目中的圣贤之道，其首要内涵当然是儒家的仁政爱民之说，邱鸣皋先生的《陆游评传》中专设一章《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论之已详，本文不再重复。
笔者想要论述的是，在陆游崇经重道的思想中，儒家诗教说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陆游对此语服膺备至，视为诗学的金科玉律，他说：“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答陆政伯上舍书》)又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何君墓表》)这些话或论诗之重要意义，或论诗须以博物为基础，都是对孔子诗论的引申发挥。其二，汉儒的《诗大序》虽然来历不明，但向被视为儒家诗教说的纲领，《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陆游对此心领神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知，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澹斋居士诗序》)他又说：“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物寓情，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物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曾裘父诗集序》)还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跋花间集》之一)这些话或论诗之缘起，或述诗所言之志有不同内涵，或论诗风与时代之关系，都与《诗大序》一脉相承。我们或许可以说陆游的诗论沿袭儒家诗论甚多，故而不像其他宋代诗论家那样自成一家，但将其置于宋代诗论在总体上偏离传统诗学精神的背景下，也不妨说陆游重新肯定了儒家的诗教说，在复古的外表下蕴藏着鲜明的革新精神。
陆游的主要文学活动是诗歌创作而不是理论阐述，要想全面考察陆游与儒家诗论的关系，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创作实践上来。
陆游作诗，多及山水风月，且为时人所习知，他六十岁出任严州知州前赴朝面辞皇帝，宋孝宗竟当面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他六十六岁罢归山阴后，即以“风月”命名小轩，且作诗抒慨，题作“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难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其一曰：“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从表面上看，“嘲咏风月”确是陆诗的一大主题，其实不然。陆游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时，即自觉地遵循儒家文学思想的指导。他三十七岁时上书给宰相陈康伯，自称：“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暗，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粟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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