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1-3] 。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北宋时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明心见性。二人的生平经历、思维起伏展现了封建社会典型的古代士子阶层的悲壮风情。
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因而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锋，也即新旧党争的延伸。
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更是大为不悦。
二人时常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反问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精骨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强解释道：“‘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苏东坡则说：“鸠字九鸟，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问：“分明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因苏轻薄自己而拂袖离去。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
又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觉，苏东坡见书桌上有两句王安石的《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认为菊花最终枯焦而不落瓣，便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看到秋风中吹落的满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未实证而想当然。
又有一次，苏东坡被贬海南时，王安石为其饯行，王赋诗曰：“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心”，苏东坡却信手改成：“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后来苏东坡在海南儋州时方知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和一种叫“五狗卧”的花，他才恍然大悟。
苏东坡和王安石虽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毕竟以其文斗为主。随着时光的流逝，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清醒之后都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争斗的主因。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
在政见方面，王安石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王安石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对苏东坡《表忠观碑》一文大为赞赏，兴致勃勃地次韵苏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
而苏东坡于元丰三年(1084年)途经江宁，深为《字说》一事当面讥笑王安石而感到内疚，专程拜访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阂。已经下野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东坡到了江宁后，也是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一头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去会苏东坡。
交谈中，苏东坡对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先说那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
东坡接着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地说：“我一定要面见皇上陈述!”并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随后，两人又谈论诗文，苏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也自诵其诗，请苏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苏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
苏东坡在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苏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并感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及此之二句!”
王安石送走苏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此精典之述，实是二大文才风起云拥之写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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