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辖沁阳市、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辟为书记。王爱其才，招为婿。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生，46岁便忧郁而死。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有《李义山诗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2]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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