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1]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一代宗师柳宗元所留下来的诗文，洋洋洒洒飘扬千年，一直是人们学习、研究、传播的对象;熙熙攘攘蔚为柳学，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今天乃至永远的一个话题。
一、千年的传承
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造就了柳宗元成为一代宗师。无论其思想成就，还是文学成就，均使后学者仰为观止。回顾上千年的传承过程，大致上是沉静的唐代，热闹的宋代，学术化的明清时代，一度大红大紫的二十世纪下半叶。
819年柳宗元病卒于柳州任上，只留下一份托孤的遗书与归葬祖先墓地的愿望，还有一部珍贵无比的遗稿。可谓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柳宗元死后的祭奠吊唁活动，只局限于生前好友之间。刘禹锡为他写了两篇祭文，《祭柳员外文》和《重祭柳员外文》。韩愈前后三次为柳宗元撰文，即《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和《柳州罗池庙碑》。另外皇甫湜写了《祭柳子厚文》和崔群写了《祭柳柳州员外郎》。
然而，也就是这些纪念文章，几乎形成了唐代对柳宗元的主要评价。它们有贬有褒，既有批评，也有肯定。所贬的是政治态度，褒的是文学才华。刘禹锡是柳宗元个人感情莫逆之交，柳宗元稚子抚育和文集整理的两桩遗愿都被托之人。他充分肯定和赞扬柳宗元“以童子有奇名”，长而“以文章称首”。还说：“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词翰兼奇”。韩愈是柳宗元的思想文学至交和战友。他接连三次撰写祭文，对柳宗元思想文学才华加以褒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还说，“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全篇对柳宗元评价最高的有这么两句话：“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韩愈虽然对柳宗元“坐废退”的从政生涯表示惋惜，但仍然预言，柳宗元的思想文学成就必将流传久远，比做一时的将相要伟大。皇甫湜与崔群同情柳宗元政治上的坎坷，也作了文学上的评价，等等。唐代对柳宗元的认识仅仅局限于相交要好的文人朋友之间。以至于到宋初，连本完整的柳宗元文集都不易找到。这是柳学沉寂的时代。
当柳宗元辞世两百来年之后，他被宋代人重新发现并且被大力宣传。这项工作最早是北宋初年的柳开所为，但他并没有真正见到柳宗元的全部文章。几十年后的穆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几乎用毕生精力搜集柳宗元的文集，花了二十余年工夫才觅得有刘禹锡序文的四十五卷本柳集，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4年)刊刻《唐柳先生集》。这成为中国最早的柳集刻本。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北宋人注重做柳文的收集和校订工作，南宋人则重在对柳文作音释注解。两宋之间，刊刻的柳集共有九个不同版本。南宋对柳文的注释工作，规模很大。其中魏仲举的本子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所列注家包括魏仲举本人，竟达一百零二人之多。仅这一点可说明宋代人对柳文的重视程度。这也是柳学在宋代能被世人关注的条件。
柳宗元的作品在宋代被广泛传播。宋代学子士人常讲的是“韩柳文章李杜诗”，柳宗元已经成为对宋代人影响最大的唐代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然而，与时人论李、杜优劣一样，韩、柳优劣的这种纷争也就从宋代开始，无止无休。从而形成抑柳与尊柳的两种倾向。这场争议旷日持久，延续了上千年。
抑柳一派深受两部唐书的影响。他们以儒学的“载道”观作为唯一的尺度，大都是通过肯定韩愈的文统，以抬高韩愈来直接否定柳宗元创作的独创性和多样性。这是一种从政治上否定柳宗元文章成就的典型。这种从文章的义理否定柳文艺术成就的做法，一直影响到清代的桐城派对柳宗元的评价。
尊柳一派阵容整齐，实力颇强。他们抛开陈腐之说的偏见，注重客观事实，站在历史的哲学的高度给柳宗元以充分的肯定。这些人本身大都是有勇气有眼光，积极投身于改革的政治家。如北宋的范仲淹，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王叔文集团说公道话的人。范仲淹读了柳宗元、刘禹锡、吕温诸人著作，感到他们“礼义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并认为王叔文“人望素轻”，然而永贞元年他做的是好事;《旧唐书》无非以成败论人，所记不可尽信。范仲淹这番话见于《述梦诗序》。它的意义在于率先为永贞革新辩解、翻案。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与柳宗元有许多相似之处，对柳宗元的不幸遭遇深为理解，并由衷地称赞八司马为“天下之奇才”。他很推崇柳宗元，称柳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临川先生文集》)。他的“三不足”思想，就是柳宗元“天人相分”理论的发展。这两位政治革新家能够力排众议，不人云亦云，不能不说开了一个尊柳的先例。除了在政治上为永贞革新翻案，他们还运用充分的史料来说明永贞革新的历史意义，力求对柳宗元等人的所为有一个比较全面又接近客观实际的评价。对柳宗元在古文运动和文学上的贡献，他们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宋代有成就的散文家，没有一个不受柳宗元影响，没有一个不从柳宗元散文中借鉴和汲取有益的东西。一代文豪苏轼在被贬琼州的日子里，随身携带的书只有陶渊明集和柳宗元集。并“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他对柳文评价甚高，深知柳文三味。即使那些对柳宗元德操进行攻击诋毁的人，也不敢忽视其文学上的贡献。如《新唐书》撰写者宋祁，对柳宗元政治方面严苛批评，却很喜爱柳文，在《新唐书》中还移录柳文近十篇。理学家朱熹极力反对柳宗元“统合儒释”观点，则十分欣赏其文才，他十分肯定地说：“今日要做好文章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者，便请砍取老僧头去”(《朱子语类》)。对柳宗元攻击最厉害的黄震，也不得不承认，“惟记志人物，以寄其嘲骂，模写山水，以舒郁其抑，则峻洁精秀，如明珠夜光，见辄奇目”(《黄氏日钞》)。总之，这些评论充分说明，柳宗元在宋代已取得了不可动摇的思想文学领袖地位。
明代以后关于柳宗元评价的内容、焦点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年代的久远，人们似乎淡化了其政治问题，开始把柳宗元作为一个文人学者来看待。这又构成了以后对柳宗元争议的新特色。这个时期的评论者，出于繁荣文坛的需要，逐步摆脱了以道论文的局限，对柳宗元褒扬的意见成为主流。明初文坛领袖宋濂首倡宗法唐宋。他继承唐宋古文运动余绪，把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并称，肯定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洪武年间，朱伯贤又编刻了《唐宋六家文衡》，把柳宗元推为唐宋两代最有成就的六位散文家之一。明中叶唐宋派形成。此派代表人物之一茅坤，为了宣传其文学主张，特意编刻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突出了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茅坤在评柳文时，特别注意突出柳宗元散文中体现出来的“法度”、“气格”、“骨理”等艺术结构上的特征，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柳宗元创作与经历的辨证关系。他说：柳宗元“与山川两相遇，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无以发子厚之文”(《柳柳州文钞》)。茅坤的评价研究带有一种引导作用，把柳宗元评价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们开始研究得更具体、细致和深入了。从上可知，明清以来的肯定者大都从艺术性上去评价。
清代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主张“义法”，实际上追求的也是空泛的形式主义。他们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柳宗元作品，自然就难以符合要求。其代表人物方苞责难柳宗元“言涉于道，多肤未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盖其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而于六经，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这是指责柳文内容上不符合他们的“言有物”的标准。接着又说：“故凡所作，效古而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而雅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余习也”(《书柳文后》)。这里又指责柳文形式上违反了“言有序”的原则。因此，他的结论是：“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古文约选序例》)。
这种长期的争执不休，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清代的刘熙载就十分不满地说：“学者未能深读韩柳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艺概·文概》)。黄式三也认为没有争论的必要，并直截了当地认定：“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儆居集读子集·读柳子厚文集》)。但他们的呼吁呐喊并没有中止这场持久的争论。
二十世纪涌现出来的时代伟人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文化奇才。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学多识令人叹为观止。唐宋八大家是从他青少的时代起就用心学习的内容。其中对于柳宗元的散文和诗作尤为心仪，这从他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得见。在其所记的古代文人中，就有柳宗元的条目。他后来的文章广征博引，也往往对柳文加以大段征引。如柳宗元寓言《三戒》中那篇著名的《黔之驴》，就曾被他引用进自己的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并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毛泽东对于柳宗元的钟爱，还有更深层的一种精神共鸣。那就是，柳宗元作为一个时代的革新者，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的作品深蕴了人生的哲理，并且体现出一个孤独与忧患者的形象。这也许就是使两个伟人发生超越时空的亲和力的原因。毛泽东十分喜欢读柳宗元的文章，并常常在与人谈话中赞扬柳宗元。毛泽东认为，柳宗元出入佛老，唯物主义。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上讲话中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1965年6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
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特别偏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中，柳宗元出人意料地两度成为时代的宠儿。第一次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于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文革期间问世的唯一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柳文指要》这部鸿篇巨著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间出版，完全是毛泽东的关怀结果。
第二次是在1974年以后的“批林批孔”中，柳宗元被政治舆论捧成了亘古第一的法家思想家。这是中国古代著名历史人物被现代政治恶意炒作的一场悲剧，与真正的柳宗元研究毫不相干。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剔除那些千篇一律不顾事实的颂扬文字，犹如与古代理学家们那些千篇一律不顾事实的批评文字一样，尽管都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但也起到了普及柳宗元学说的特别作用。
上千年的柳学传承一浪高过一浪，关键是研究者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可以使同一个柳宗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人可以把他看成附逆顺奸的罪囚，古文运动也无所谓思想文学建树。然而，更多的人认为他是英伟可敬的“天下奇才”、“唐代之冠”，是敢于作为的政治改革家，具有战斗性格和远见卓识的无神论者，是“拯八代之衰”、彪炳后世的文豪，“独有千古”的一代宗师!真个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道不完的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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