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 773─819)，字子厚，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大诗人、大文学家。他与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1]。他与同时代的大诗人韦应物常被相提并论，合称“韦柳”，是继“王孟”(王维、孟浩然)之后两个有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风格清峭，“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是唐代诗人中学陶渊明学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也有诗论家认为他的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2]
最能反映柳宗元清峭风格的诗当然要首推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诗别裁》说此诗“清峭已绝”;苏轼则认为是“殆天所赋，不可及也。”老天爷给他的礼物，别人比不了。他的《渔翁》一诗极有艺术特色，苏轼称“熟味此诗有奇趣”;而对他的《南涧中题》一诗，则认为“忧中有乐，绝妙古今”。他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友》一诗中从佛经中化身的说法，炼成“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佳句，以极美的形象思维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3]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4]
象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5]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6]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7]
由于在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8]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诗作。此诗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前两句以剑喻山峰，谓其割人愁肠，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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