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发布时间：2016-12-19 00:00

　　在唐朝，有着无数的才子，有着无数的经典诗作，其中，诗人韩愈以及诗人柳宗元被人们家喻户晓。下面是小编分享的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欢迎阅读!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注：见《师说》、《与冯宿论文书》、《题(欧阳生)哀辞后》、《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而李翱、皇甫提等则都是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古文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骈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学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俪之习，王勃、杨炯等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又大张复古的旗帜。他的功绩，固然是在诗的革新方面，但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文苑传》)但唐玄宗开元时期，苏廷、张说号称“大手笔”，他们虽主张“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陈腐习气实际还是很重的。直到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才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是“文章中兴”的开启者(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元结则从创作实践上，力变俳偶为散体，多记叙山木园亭和表现愤世疾俗之作。独孤及强调“先道德而后文学”;特别推崇两汉文章，认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毗陵集后序》)。梁肃文论思想受独孤及的影响，更提出“气能兼词”的论点(《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为根本的文学思想，更系统，惟不善为文，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道，辞则不文”。总之，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在韩柳之前已提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卓然有所树立，从而改变一代的文风。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在文论上的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就和安史之乱的现实有关。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际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唐会要》卷四七)，不但和广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农夫士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唐书·李叔明传》)，也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但是贞元时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仅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稳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统治区内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因而也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统一的封建帝国统治。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除军阀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的。韩愈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统一帝国的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和崩溃。他所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试图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韩愈着重提出并论述了与佛老尖锐对立的儒家之“道”，这个“道”，是历圣相传、有其悠久的传统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也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汉以前的散体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现实生活内容，而且它本来是载道的，因而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所以韩愈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显然韩愈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换句话说，要学古道就必须学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这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这里应该指出，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是和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派古文家和柳宗元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是古文理论的精华。他们的文体改革是建立在散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的。韩愈首先强调作家的修养。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对于文学语言，韩愈重视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他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樊绍述墓志铭》)。他还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而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还必须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

　　韩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里，透辟地发挥了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他认为圣人的《六经》，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辞，“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他以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义是共同的原则，也就是道;而意则是各家表现义的具体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创造的。他以为文章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尚异”、“好理”、“尚对”、“不尚对”、“爱难”、“爱易”等等标准，主要在是否“能极于工”。“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之文，一定是“文理义”“三者兼并”的。因此，文章之词也必须是独创的。韩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样主张从意到言的新创。他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富则出众，出众则奇矣。”但他实在已走到了极端，从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样高倡文以明道，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他认为对社会生活作“褒贬”或“讽谕”是文章应有的功能(《杨评事文集后序》);文学批评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那些用美丽的辞藻包藏着错误内容的作品，对读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认为真正优美的作品，不仅应该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须有正确而充实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于写作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作家修养的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知识扩展：韩愈和柳宗元并非挚友

　　韩柳是不同的两类人

　　一直以来，研究韩柳的人，比较多的倾向说二人为挚友，其实不然。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盖韩柳虽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处固不同，臭味亦非投契。”古代“臭味”二字不似现代用于贬义，而是指气味，是说同类东西气味相同。引申比喻气味相投的同类人。细品韩柳为文、思想和为人行径，章学诚说的不无道理。而只所以许多人把韩柳看成是挚友，是因他们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并成就了这一划时代事情，被后代人以“韩柳”相称的原故。其实，韩柳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柳宗元是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从不随意说人短长，即使终生困死在蛮荒之地，也没怨天尤人，任情向人发声。而韩愈疾恶如仇，不平则鸣。他以道统传承人自居，又持笔傲物，人不敢言他是非。一遇曲折，怨天尤人，呼天抢地;为求官求利不则手段。

　　二人性情相差如此悬殊，是不同的家境和经历造成的。韩愈一小没了父母，是哥哥和兄嫂带大的。韩愈科举和为官之路又非常不顺利，许多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加之恶劣的官场环境，要生存有时只能是不择手段。韩愈《上宰相书》、《潮州谢上表》、《祭裴中丞文》、《上李尚书书》、《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等遭人诟病，遗笑千古。韩愈乡贡中进士后，为求官职，亲伏光范门下，向宰相三上书。乞求垂怜，卑下之极。得不到回音，便仓皇出京，自嘲为东归。途中遇藩使(少数民族国使者)朝贡白鸟，作《感二鸟赋》并序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流涕感叹，人不如鸟。细观韩愈三次《上宰相书》，通篇持才傲物，狂言逼人，恐又是遭人不喜的原因。

　　韩愈这个人记人仇怨，他为得罪李实遭贬阳山令和永贞革新时没被起用，耿耿于怀，一直怨恨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待人宽厚，又深知韩愈为人，至死也没见他和韩愈分辩。

　　柳宗元从不和韩愈说冤情

　　而柳宗元在永州贬放了十年，其冤情也没见一字和韩愈道说过。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官拜中书舍人转右庶子，转年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不久又拜刑部侍郎，从宰相裴度讨淮蔡，可谓权高位重。据说，韩愈在袁州刺史离任时曾举荐八司马之一的韩泰自代，可却对柳宗元自始一字不提。

　　韩愈为人行事很奇特，许多时候求利做事不计其他。元和年间平淮西时，韩愈态度坚定，力主平藩。在当时情势万分危险的形势下，他扶助裴度，“一掷赌乾坤”。战前他独自冒险去汴州说服藩镇韩弘助朝廷平乱，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接着他又向裴度献计，请自“领精兵千人”入蔡州，去取叛贼吴元济。虽此计后由武将李愬执行，可一介书生有如此之勇令人敬佩。李翱在《韩公行状》记述了这件事：“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贼不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于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谓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不用起草而随口成文)为丞相书，明祸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丞相归京师。公迁刑部侍郎。”

　　淮西平叛成就了韩愈一段可圈可点的经历。而韩愈谏佛骨，又是一件是震惊史界的事，当时没有第二人敢做这种事，他也因此而扬名传世。可他因此事得罪宪宗被贬到潮州时的表现，以及《潮州刺史谢上表》却让后人不耻。“戚戚嗟嗟，与死日迫”，其卑下不及庸人。这时柳宗元已过世了。如在，观此行径，不知会作何感想。柳宗元贬柳州时也有《柳州谢上表》，例行公事，不卑不亢，心静如水。

　　古人写墓志不是白写的。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前用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托白居易写墓志铭，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按当时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是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很恋财，常替人写墓志赚钱。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宦官窦文场的养子裴均，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旧唐书》记载：“愈前左降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序饯锷(裴均子)，仍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元和十一(公元816年)年五月，被改官右庶子。看来作墓志铭写序也不能只图钱不看人。韩愈为裴均儿子作序让他在人生留下了难看的一笔。可柳宗元从来没见为钱而做这种事。柳宗元一贬十四年。以至于死，除己身镕铸经史，发为伟词，以自列于后世外，所有人事来往，及内外行谊，绝无一丝供人訾议之隙也。(章士钊语)这些前人都看的很清楚，清人何焯说：“韩、柳二公，在道义上东西相望，鸿沟宛然。”柳之品行，高韩一等。

　　不是挚友是朋友

　　综观韩柳诗文，二人的政治取向是不一样的，韩柳思想上许多地方是南辕北辙。柳宗元主张民本思想，“利安元元为务”;韩愈《原道》持诛民学说，言“民不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侍其上，则诛”。把百姓当成俎(zǔ古代割肉的砧板)上肉，任意宰割。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论天道，痛批他天能“赏功而罚祸”之说。柳宗元主无神论，反封禅;韩愈则上表请封禅。韩、柳后来论史官，论为师，论从僧游种种，随处皆异。韩愈诗文，气势磅礴，电闪雷鸣，可他骨子里是守旧保守的，他不敢越皇权雷池一步。这也是宪宗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而柳宗元奥古叛逆，时时刺痛那个社会的命脉，这也是宋以后，尤其是清代行文字狱，士大夫不喜欢和不敢学柳宗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官的学柳宗元，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就是今人评柳也有说柳宗元不识时务的。尽管如此，两人终生都以朋友相称。韩愈“坦夷尚义，待朋友始终”。

　　韩愈这个人很仗义，提携了不少年青后进，这都是很让人敬佩的。两人的个人私交还是很深的。梳理二人一生的交往，韩愈长柳宗元五岁，前后一年中第，御史台一起共事，年轻气盛，交往甚欢。随后柳宗元十四年处贬地，而韩愈前十年也浮沉名场，不得善处。期间文字交往，虽看法有异，可没有交恶可寻。这在古时人生交友是很值得称道的。

　　韩愈一生狂放傲世。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崔群是韩愈和柳宗元的共同朋友，胆略机智过人，做过宰相，平生致君及物，不计文章小道，纳才结友，求同存异。韩愈对此不解，曾对李程说：他与崔群交往二十年了，敦诗(崔群字)不与退之(韩愈字)说著文章。沾沾自喜，以为崔群文不及己，不敢与他谈说文事。其实，崔群和柳宗元都深知韩愈为人，就是听了这样的话，也只会莞尔一笑。刘禹锡说韩愈太轻薄，只不过别人不与他计较罢了。所谓朋友，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字在甲古文里，是两只同一方向的手，表示以手相助，引申为同志，志趣相投的人。而挚字源于《诗经•周南•关雎》诗“关关雎鸠”语。关雎，是水边大鸟，也就是鱼鹰。《汉书•毛亨传》说：“鸟挚而有别。”是说雌雄鸟情意深篤，和别的鸟表现不一样。人要是挚友应象挚鸟那样诚恳亲密无间。韩柳之交不是如此。

　　韩柳是一生的好朋友，是古文运动的战友，但不是挚友。清代全祖望《韩柳交情论》说：“古人于论交一事，盖多有难言者。”看来他对韩柳的交情也是看不透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有一段关于当时人际交往的描述，恐怕会解开这一奥秘。韩愈绝不会无来由的在文中单独添加这样一段话。韩愈说：“士穷乃见节义。”这显然是有感而发。韩愈说：你发达了，人们酒食游戏追逐你，装模作样，强以笑语取悦你。可一旦你失势了，就反目象不认识一样，不但“落陷阱”不伸援手，反而排挤你，落井下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而这些是禽兽夷狄都不忍做的事。韩愈慨叹说：“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愈对柳宗元为人佩服之至。韩愈很少有他佩服的人，唯有柳宗元。象韩愈这样性情的人都能和柳宗元终生相交不易，柳宗元的人格魅力是可以想见的。时光过去千余年了，韩柳两人的影子还在相互交织着。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韩愈是柳宗元一生交往的朋友，虽其思想及处事理念不同，可并未影响到两人的友情。社会和生活是多样的。古人交往和相互间的友情，今人有时会看不懂，可是他们传流在历史长河里的情感和友谊还是总会不断地让后人感动着。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栏目导航

最新推荐

热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