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里来?王安石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培养人才，首在学校。但是，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病，第一，学校废弛，徒具空名。“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学校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非所用，“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些“无补之学”，“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库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夺其日力”，“困苦毁坏人才”(《言事书》)。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并在变法中积极实践之。
2.大力兴办学校，健全学校体系
王安石在变法中，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除主管官外，太学设置十员直讲，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默。除加强太学各方面的建设，扩大招生外，还发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设学校。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资费用。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是否称职。1078年，全国州府总设五十三名学官，使州县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恢复和创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性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讲授“经学”为中心，兼顾军事、法律、医学等专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2.改革教育方针，培养“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人才的规格应该是既有“经术”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当时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即不仅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还懂得“武事”，是通经致用兼习文武的知识分子。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设武学。诵习和讲述的教材为诸家兵法，以及自行编写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学设于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学教授四员，分为三科，教授生员。一科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意义;一科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一科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刑统、编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学的教材。(《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医学设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生员总额为三百，分三科教授，一科为方脉科;一科为针科;一科为疡科。每科有教授一员。医学学生不仅学习医学经典，还须医治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和各军营将士的疾病。这作为年终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
3.选择教材，更新教育内容
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王安石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围绕培养目标选择教材。改革和选择的标准是:“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对传统的经书要有选择，其中最能“经世务”的经书，莫过《周礼》、《书》和《诗》。熙宁六年(1073)，神宗下诏“置经义局……命王安石提举”(《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训释《诗》、《书》、《周礼》三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成了《三经新义》一书，并通过神宗的批准而于1075年颁行于学校中，作为学生必读教材，以后太学和州县之学都用它作为主要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在五十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但是，从《三经新义》的残留部分《周官新义》来看，它实际上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表述。这样，学校中立《三经新义》，也就是把他的政治思想灌输给生员，从而达到利用学术为变法服务的目的。而客观上《三经新义》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确实起了相当的影响，朱熹对古代经典的诊解讲说，便曾多加采择，不得不称“王氏新经尽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三》)
从培养应用人才来看，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王安石废除各家传注，把自家“经术”作为士学的唯一教材，有明显的文化专制主义性质，束缚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点连对王安石评价极高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批评说:“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自汉武帝罢默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梁启超.王安石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23 - 124页。)
4.创立“三舍法”，实行育用一体化政策
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对学校养士育才曾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到宋代，学校育才和科举取士的矛盾显露出来，形成了重科举轻学校以及学校变为科举附庸的不良风气。王安石针对这种状况，主张“取士皆在于学校”，于是在太学中实行“三舍法”，试图使科举与太学学习并于一途，平时实行考核，定期升降，上舍试合格直接授官，以解决学校教育与科举取才的矛盾。事实上“三舍法”虽不能简单地取代科举考试，但它却反映了王安石企图将育才与用才一体化的思想，具有创见性。
二、养之以性
养之之道，即栽培扶植发展人才的方法。养含有教育、培养、造就人才之义。王安石将教和养作为陶冶人才的两个并重环节，是有深刻含义的。教，重在学校对未成才者的知识、技能教育，强调育才以学;养，重在朝廷对已为官者的道德思想的培养，强调养才以护。
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以其自成一家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石的。王安石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解释人性，认为，人性归根到底是人这一具有特殊结构的物质的自然本质。他在《洪范传》中说，“好恶者，性也”。又在《性情》篇中解释说，“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在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可见，在王安石看来，性只是反应外物的本能，是生理上的要求，仅仅具有“善端”或“恶端”;情是感受外物所发的情绪，没有外物的刺激，则情不动，情不动则善恶不形。因之，性作为生命的欲念无所谓善恶，情作为理性的行就有“动之当与否”(《王安石全集·性情》)，便有道德上的善恶之分。由于王安石把人性看作是人的形气所具有的自然本性，视作人的生理要求，因此，他认为满足人们的衣食要求是尽性的前提，“衣食所以养人之形气”(《王安石全集·礼乐论》)。而养人之形气就是“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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