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雨被看作影响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然而,熙宁七年的雨,却不仅仅是自然的,它更是社会的。这是宰相王安石变法的第六个年头,然而就因为雨的因素,他被迫罢相,其新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少了许多。从头一年的秋冬开始,有些地方就连续多日没有出现有效的降雨。转眼新年到来了,人们盼望新的一年时来运转,上天能降下久违的甘霖,滋润干枯的大地。但是希望却如同竹篮打水,旱情越来越严重。中国北方的春天,向来就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而熙宁七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更加吝啬。
秋冬以来所累积的旱情,正在向更严重、范围更广大的方向蔓延。六月,大风裹挟着沙尘席卷京师,风沙过后,席子上落满的尘土厚达一寸以上。夏秋季节本是北方雨水相对集中的季节,但受灾地区的持续干旱尚未得到复苏,九月又遭遇了新一轮的旱情。
干旱的发生不仅使人畜的饮水变得困难,受害最直接的还要数地里的庄稼。持续的干旱使得原本要借助秋雨来播种的冬小麦无法下播,勉强播下的麦子因为墒情不足,影响发芽,发芽的麦苗因干旱变得枯焦。黍、粟、麻、豆等春种秋熟作物,也因雨水稀少而来不及播种,没了指望。京畿所在的开封府也发生了中等程度的旱灾,受害面积达到百分之五十。
更为严重的是,旱灾还并发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就连草根也被噬食一空。因此,旱灾尚未到达最严重的状况之前,由旱、蝗所引发的饥荒提前到来。更有甚者,雨不见下降,粮价却要上涨。官府的各项税收和摊派也未见减免,中等富裕程度以下的人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朝不保夕的状况,十人之中就有九人担心饿死,只得以树皮草根充饥。越来越多的饥民开始逃荒要饭,自寻生路,形成了流民潮。
流民一路进发,途中经过京师开封等地,开封城里的居民每天都能看到大批流民涌入京城。当时把饥民逃荒要饭称之为“逐熟”,所谓逐熟,就是指灾民赶往丰熟地区流亡乞食。但逐熟在熙宁七年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由于受旱的面积太大,一些逐熟灾民乞食的路途遥远,其中的老弱病残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因饥饿倒毙在路旁。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
变法动了谁的“蛋糕”?
干旱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并不这么看。
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对于日食、彗星的出现,山崩、地震、水旱等严重的灾害,都要加以记录。他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异常和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变具有必然的联系。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总结了这一思想,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显而易见,这是把天与人关联在一起的思想。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对这种天人观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当水、旱、蝗乃至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统治阶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过错。
因此,熙宁七年这场严重的旱灾最终演化为对人事的检讨。
而当时最大的人事,莫过于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至神宗皇帝即位,已经百余年了,当初为纠正残唐五代时藩镇割据之弊,制定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历经数朝而不改,其弊端日渐显露,而宋初因为救人才紧缺之急,大量开科取士的做法沿用下来,造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到庆历年间,已“十倍于国初”,达到了一万多人,导致冗官、冗费激增。同时,因连年对西夏用兵,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要给辽国的岁币等,浩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不堪重负,至英宗治平二年(1605年),帝国财政终于出现了赤字。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又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北宋帝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后在地方为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但他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直到宋神宗即位。熙宁初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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