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公元1067年，在位不足四年的宋英宗赵曙因病去世，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年轻的宋神宗有感于大宋长期积贫积弱的尴尬窘境，颇想有一番作为，意欲力挽狂澜，重振泱泱帝国昔日之声威。这时，一直积极倡导、鼓吹改革新法的王安石进入了他的视野，几番交流、沟通，君臣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变法”可谓水到渠成。王安石的改革建议被神宗全盘采纳，一场来势迅猛的“变法”运动如火如荼、至上而下的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铺陈开来，彼时适逢宋神宗熙宁元年，所以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的鼎鼎大名，只要稍通文墨的中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他是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大文学家、政治家、法家。早在宋神宗重用他之前，就以横溢的才名享誉神州，可谓妇孺皆知的奇才。史载此公“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行文动笔如飞”，活脱脱一个才调绝伦，文思泉涌、卓尔不群的奇男子。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和绝世才华无人能够否定，他在文坛中的尊崇地位更毋庸置疑、难以撼动。他的一首看似信手拈来的绝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似神来之笔，让人拍手叫绝，击节赞叹。王公这一问，不光问得千古文坛黯然失色，更是引发后人无数考据与赏析的文字，一时传为士林佳话。王安石在诗、词、赋上均有极高建树，开江西派之先河，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尊位，其人大才古今早有定论，不必多费口舌。王安石的文学天赋与成就广为人知，那么，同样身为著名政治家、法家的他，其政治理念与才干究竟如何呢?
早已名满天下的王安石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之所以被宋神宗重用，缘于他富国强兵的提议甚合君心，可谓搔着了神宗的痒处。获得神宗力挺的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无疑是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古往今来，其知名度与受关注程度之高，可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比肩，理念之新，步调之大，手段之霹雳，为古今所罕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王安石的改革举措被人为拔高，有意无意包装、溢美成了一位划时代的标杆人物。那位被普天之下无数劳苦大众视为革命导师的列宁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伟大导师如此赞赏这位900年前的古人，王安石的形象在国人眼里顿时伟岸起来，高大得必须仰视。 然而，自北宋神宗年间伊始直至今天，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功过是非的猛烈抨击、诘问质疑从未平息过，甚至一些和他同处一个时代，同样优秀的人物也卷了进来，成为他的政敌。比如同样位列文化思想巨人的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文彦博、曾巩、黄庭坚等等都加入反对变法的阵营。这场引起当时乃至后世无数口诛笔伐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与内核，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然而，抽丝剥茧，还是能找出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端倪。
北宋自建立伊始，一直苦于辽国、西夏的不断骚扰，连年用兵，却鲜有胜迹，被区区蕞尔小国戏弄、欺辱，常被打得狼狈不堪，割地赔款，且钱粮耗费甚大，事倍功半。北宋冗官、冗兵人数庞大，效率却很低，养这么多只关饷不作为的人，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加上每年按时“赏赐”给辽国、西夏赎买平安的绸缎银两，雅称“岁币”，导致国库长期匮乏，一贫如洗，钱不够花，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战败之耻让新上位的宋神宗很伤脑筋。恰在此时，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可谓一场久旱后降下的及时雨，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似乎只要奉行新法，大宋一扫颓势，民富国强，恢复汉家威仪指日可待，年轻的宋神宗如何能不动心?如何能拒绝?
王安石的主张，很有诱惑力，令人难以辩驳。有学者指出，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和措施，在理论上似乎无懈可击，而实际操作起来，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却走了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古以来，不增加民间税赋，而能使政府财政收入猛增的办法有很多，即便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加快资金周转和利用效率，改良生产技术、生产条件以促进产能提升、提高竞争力、刺激民间消费都是立竿见影的妙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也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办法，此理念也算天才之举，先人一步，和今天的经济学家心有灵犀，可谓独具慧眼。据说，王安石在担任宁波下属的一个小县县令时，就曾经试行过青苗法，发现此法很有效，颇受农民欢迎，既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使粮食产量有了保障，于是他说服神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实施。
史料显示，如今在温州、神木、鄂尔多斯乃至于全国各地大行其道的民间借贷，是北宋人早已玩剩的玩意。在北宋时这种地下经济方式早已驾轻就熟，借款方式 、操作手法和今天如出一辙。当时，在北宋帝国的广大乡村早已盛行高利贷，滚雪球般利滚利产生的利息之高，让人瞠目结舌。许多小自耕农因此破产，土地被放贷者兼并，广大农民被迫卖儿卖女，四处流亡。高利贷如下山猛虎，吞噬着经济活力，已成了影响帝国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北宋社稷的危害不言而喻。青苗法的横空出世似乎是想消弭这种隐忧，此法规定，当季节更替，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以应不时之需，农民以田中青苗为抵押保证，官府收取半年20%的利息，粮食作物收获后连本带利归还即可。
王安石的出发点不缺善意，官府放款可解农民燃眉之急，同时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可谓两全其美。而对朴实憨厚、目光并不远大的农夫们来说，此借与彼借只是债主不同而已，放高利贷者由民间金主换成了官府。按今天的眼光来看，20%的半年利率也是很高的，但据说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高达60%甚至100%，官府放贷只有民间利息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也许不算畸高，尚属皇恩浩荡，体恤小民，貌似不失厚道的双赢之举。然而，对于千千万万看天吃饭的脆弱小农来说，收获后那点微薄的利润来偿还本钱和这20%的利息，还必须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相比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此借贷之举无异于一场豪赌，猪借虎债，犹如饮鸩止渴，借钱易，如何偿还却有心无力。
用青苗法扶助农桑，本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农业，振兴帝国经济大有裨益。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的在于他的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所谓的‘ 新法’ 不外乎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 早在900余年前，王安石就懂得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用同一税率也可加速周转以达到增加财税收入的奇效”。如此看来，王安石是一位深谙经济学奥秘的理财高手和思维慎密的智商奇高之人，兼具法家特有的犀利与冷酷，亦是世人普遍昏睡时最早醒来的政经干吏、集大成者。“熙宁变法”的其他有关经济改革的条例还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设置三司条例、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其基本思路和做法大体和青苗法类似。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刺激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就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精髓，可谓远远早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因此，赞赏这种做法的学者们都认为王安石具有先知先觉的超人智慧，高瞻远瞩的运筹谋划，如商人一般灵敏的嗅觉。那么，王安石变法取得的效果和回馈以及社会反响到底怎么样呢?
历史大家黄仁宇认为“承认私人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和垄断，不仅要司法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官僚主义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综上所述，“熙宁变法”声势浩大的展开后，似乎并不招人待见，反对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反对者涵盖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以远者，反对的声音虽屡遭打压却一直不曾停歇。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变法反对派，虽然缺乏王安石那般精于算计的商人素质，少了一点锱铢必较的经济眼光， 但是他的反对意见建立在对中华漫长历史治乱兴衰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上，知道权力与民争食的祸害和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这使他以及他的支持者们的主张更接地气，拥有了更为雄厚的基础和无可辩驳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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