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

发布时间：2018-02-10

　　王安石变法既然如此利国利民，英明正确，为何会导致全面失败?为何满朝文武大臣、仁人志士绝大多数坚决反对?以下是小编J.L分享的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更多热门杂文阅读请您继续访问(/wenxue)。

　　一位学者发表文章，把宋代王安石变法捧到了天上，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人贬到了地下。认为之所以在历史上出现这种极力贬毁王安石，抬高司马光的这种“逆流”，主要是《宋史》搞的鬼。《宋史》依据虚假的材料，编造了大量历史事实，“以谎言掩盖历史事实，以谎言欺骗子孙后代，这种‘瞒和骗’的史学衣钵相传，宗祧不绝，至今贻害千秋，真使人不能不为之拊膺一叹，放声一哭!”

　　读到这里，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说王安石变法误国害民，终致失败，犯得着如此激动、如此愤慨吗?他们说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你认为大错;可你认为是废除了王安石变法才导致北宋灭亡，就一定是绝对真理吗?

　　《宋史》是元朝宰相脱脱组织编撰的，元朝人不可能带着主观偏见来编写宋朝的历史。你说元人尽引用司马光、邵雍后人的虚假材料，而王安石留下的材料却被销毁了。这就奇怪了。北宋末年主要是章惇、蔡京等“变法派”执政，他们几乎将反对派斩尽杀绝，死了多年的司马光竟落了个刨坟鞭尸、毁灭遗迹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的《实录》却保留下来，而王安石的《实录》却被销毁，导致元人写宋史无法引用，这不是怪事吗?前人销毁了王安石的材料，后来掌权的章惇、蔡京就不能多搞几部《实录》，把王安石变法的伟大业绩流传下来吗?

　　史载，徽宗崇宁年间，曾受到王安石重用的变法派蔡京又担任宰相。他掌权后的第一记重拳便砸向反对变法的元祐老臣。当时，元祐老臣被贬、被流放已经所剩无几，蔡京还不满意，下令在全国各地列举他们的罪状，搜集所有的罪人，所有罪人都是以司马光为首，把他们打成“奸党集团”，在文德殿门前立石碑，亲自书写碑文，上面痛快淋漓地写满了司马光等人反对变法的种种罪行。

　　当时，天上出现日食，皇上惊悚，下诏要求文武大臣给朝廷提意见。几乎所有的谏官都提到熙宁、绍圣时司马光主政时废除新法利国利民的政绩。蔡京就按图索骥，将这些谏官定为“奸党”，予以罢黜，有30多人受到处分。连他们的子孙也遭到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

　　蔡京一手遮天，顺昌逆亡，早已将司马光一派的影响肃清殆尽。他完全可以独自编撰大量的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实录。可奇怪的是，元明清三代撰写的宋朝历史，大都是引用了司马光及其后人的史料，却无法引用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材料，说是被人销毁了。这是为什么呢?

　　再说，王安石变法既然如此利国利民，英明正确，为何会导致全面失败?为何满朝文武大臣、仁人志士绝大多数坚决反对?为何南宋以至后来的元明清到民国，所有的主流意识、主流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否定王安石变法?

　　然而，历史偏偏就有翻转的时候。新中国建国以后的30多年间，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极力推崇，极力褒扬，称其和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一样，都是富国强兵、推动历史进步的壮举。文革时期，王安石更是被推到了绝对正确、无可置疑“法家”地位。80年代以后，他的“法家”名号取消了，但依然是正确的“改革家”的化身。中学课文有一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在“时代背景”里，都是王安石忧国忧民、锐意改革、冲破守旧、敢于担当;司马光则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代表官僚和地主阶级利益，云云。当时所有的大中专教材和各种书籍，都沿袭这种观点。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所以长期把王安石当作“伟光正”的形象极力推崇，很可能是革命导师列宁曾赞扬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加上王安石的改革和我们的“革命”“改革”有相通之处。翻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书籍，王安石一直是不可撼动的正面形象，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历史资料纷至沓来，各种历史研究也新说迭出。由此笔者同不少论者一样，对王安石变法的高大形象产生了怀疑。通过对各种历史资料的对比研究，我认为，王安石不是历史的功臣，而是历史的罪人;他的变法不是利国利民，而是祸国殃民。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应当肯定，他的道德人品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他的变法主张、执拗而脱离实际的政治态度，则应当受到否定和批判，我们的历史不应当因此给其戴上耀眼的光环了!

　　这样评判的依据是什么?那就是历史通用的标准——看他的变法措施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否有利于国家长期繁荣稳定。而王安石的变法却都起到了“不利于”的作用，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应当予以批判和否定。

　　王安石的新法有：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等。论者都以为，这些“法”几乎全是为国聚财，却无一条是为民谋利，都是扰民、乱民、害民之策。

　　比如青苗法，规定农民播种青苗(插秧)时，由朝廷向农民发放贷款，秋收时，由农民偿还，加收利息20%至30%。“贷款于民”，好像是支持农民搞生产。但是农民还款时竟要征收高达三分之一的利息。这不是政府在放高利贷，加重农民的负担、甚或是剥削农民吗?更何况遇到旱灾虫灾涝灾，农民种地连成本都不够，甚至会赔本、绝收，生活无着，要逃荒要饭，如何归还政府的巨额贷款和利息?

　　以现在理性的眼光看，如果真的是为国为民，就应当彻底废除青苗法，而在乡镇设置类似于“农业银行”的机构，广而告之：农民想贷款，就来贷款;不想贷款，就可以不贷;贷款利息要低于一般商业银行，不超过10%。遇到灾荒年，可以减免利息;个别地方个别农户遇到天灾人祸，可以减免贷款甚至予以救济。这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而王安石竟然要全国农民统统无条件地都接受政府的高利贷，说是这样可以避免地主(兼并之家)向农民发放更高利息的贷款，杜绝地主阶级剥削，利国利民而不利于地主。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的一厢情愿!

　　当王安石就“青苗法”向门下侍郎苏辙征求意见时，苏辙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问题，说：“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苏辙又说，唐朝刘晏治理国家甚好，就不曾有向农民发放贷款之事;无论丰年灾年，农民都不会耽误农时。如果哪里粮价贱，政府就大量买入;如果哪里粮价贵，政府就大量卖出。这样就可以平抑物价，互通有无，老百姓就不会因粮价贵贱而发生困难了。如果你这样做了，也可以收刘晏之功!

　　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去。此时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表示反对，王安石一概不听。新法实践的结果，果然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反对的意见也是沸沸扬扬。王安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为了钳人之口，派人在京城巡逻，发现有人批评新法，立刻抓起来投入监牢。在朝里，谁支持自己的变法，就提拔重用;谁反对新法，便予以打击排斥。一批官迷心窍、善于逢迎、昧着良心说假话的人被擢为朝廷大员;一批敢提意见、老成守正之士受到了迫害，逐出朝门。

　　尽管如此，下面老百姓源源不断反馈上来的新法扰民害民的信息，仍然使一些忠直为民的官吏不屈不挠地向朝廷反映实情。除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不断上书外，最巧妙也最有效的，当属普通官吏郑侠的上书。[page]

　　郑侠原为光州司法参军，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并看重的基层官吏，对王欲报知遇之恩，却是耿直之士。期满进京述职，当王安石问他下面新法实施情况时，他却实话实说，“各种新法让我感到忧虑。”王安石一不高兴，就贬他去看守安上门。一个地方官吏去看守城门，也无所谓，而让他震惊的是，天天在城门外看到的悲惨情景。

　　当时正值大饥荒，而政府的征收和聚敛如狼似虎。从东北涌来的逃荒要饭的流民成群结队，漫天风沙里，扶老携幼，塞满道路;他们一个个瘦弱不堪，满面愁苦，衣服破破烂烂，吃的是树叶、草根。有的可能是欠了官府的款还不起，竟然被衙役监视着，身披枷锁，背着从房上揭来的木材，卖了以后去还款。这样的情景接连不断，一阵阵刺痛了郑侠的心，决心上书皇帝，反映新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不用文字，而是画了一幅幅流民图，用“加急文书”的巧妙方式，终于送达至皇帝手中。

　　宋神宗看着这些流民图：有的流离失所，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啼饥号寒，有的卖儿卖女;官吏如狼似虎，流民奄毙道旁……，这让他受到强烈震撼，寝食难安，这才意识到变法带来的危害，果断地下诏罢免了几条新法，激起万民欢呼，农村很快有了生机。

　　然而，宋神宗一罢免新法，即遭到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多次以辞职相威胁，宋神宗在无奈中又同意继续实行新法。一心要富国强兵而又优柔寡断的宋神宗，在外界的影响下，思想不断反复，王安石变法也就三起三落，时断时续。到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王安石的变法终于被彻底罢免。

　　哲宗后期，司马光去世，哲宗皇帝在一帮“维新派”的怂恿下，又开始实行新法。反对变法的忠直大臣又开始遭贬，王安石的信徒又开始纷纷上台。哲宗驾崩后，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为了继承父兄遗志，大力推行王安石新法。为了表示支持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干脆将自己的年号改为“崇宁”，“变法派”进一步受到重用，章惇、蔡京等追随王安石的奸臣，居然登上相位，乾纲独断，气焰熏天。反对变法的“守旧派”遭到了更加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其领袖人物司马光已经死去几十年，也被蔡京等人掘坟暴尸，削去一切官位和名号，将其罪行颁布全国。

　　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是王安石变法被抬的地位最高、推行时间最长、最为彻底的时代。变法的“创始人”王安石被推崇为不可侵犯的圣人，和孔子一样受到天下的祭祀。然而众所周知，此时的北宋，是朝廷最昏庸，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人心最怨愤的时代。朝廷派人四处搜刮民脂民膏，皇帝有“花石纲”，宰相蔡京有“生辰纲”。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起来造反，北有宋江揭竿，南有方腊起义。内乱常年不休，外敌趁机南侵。在内外交困中，北宋王朝终于覆灭，昏庸奢靡的宋徽宗和钦宗竟然一起被掳往北国，蒙受千古奇辱!

　　说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难免失之偏颇。但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末年被蔡京大力推行，祸国殃民，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可以说，变法造成民不聊生，变乱迭起;变法导致朝廷昏庸，奸臣横行;变法导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这种说法也有一定依据，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编造的谎言!

　　有人说，王安石的新法是好的，是利国利民的，只是章惇、蔡京等人将新法进行了篡改，弄得面目全非，才导致国家衰亡。有人说，变法之所以失败，是下面基层官吏从中作梗，把事情搞坏了。这话也是主观臆断。章、蔡等人是如何篡改新法的，史书未载;基层官吏是如何从中作梗，也未记载。那些如狼似虎侵害百姓的基层官吏，正是在坚定的执行新法。史书上分明记载，正是蔡京等人，把王安石及其新法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推行王安石新法雷厉风行，不遗余力!

　　还有一点令人深思：王安石变法为何容易被小人利用?变法的大旗下为何汇集了那么多祸国奸臣?极力推行新法的章惇被称为北宋第一奸臣，蔡京被称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吕惠卿被称为北宋最无耻的小人!这是为什么呢?

　　与之相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却是一大批千古传诵的忠臣良将、仁人志士、文人学士;这里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苏洵、苏轼、苏辙、程颐、程颢、黄庭坚、秦观……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万众仰慕、熠熠闪光的名字，他们都极力反对变法。他们对王安石的诗词文章十分推崇，起初还多次向朝廷推荐过王安石，但是对他的变法却是异口同声强烈反对，有的宁愿舍弃高官厚禄，甚至冒着身家性命，极力反对变法。

　　但是，建国后的一些史学家却一再声称，反对变法者，都是顽固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反对改革，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的“反派人物”，所以才反对变法。近来有位作者竟然说，反对变法者的家庭，不是大官僚就是大地主，如果实行变法，就无法剥削农民了，所以他们才极力反对变法。这种严重背离事实的说法，完全是多年沿袭的阶级斗争意识，不仅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也是对忠心为国的仁人志士的严重亵渎!请这些人把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诗词文章、家庭出身、奋斗经历、思想观点、人格道德，好好研究一下，看他们是如何剥削或者支持家里剥削农民的，看他们有没有自私奸诈、巧取豪夺、四处兼并、终成富豪的经历!你们把司马光、欧阳修说成是“代表地主阶级”，把王安石、蔡京说成是“代表贫民阶级”，难道就不怕心里长毒、口上生疮吗?

　　这里，具体说说主编过《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人物，也是在宋徽宗蔡京时代被贬得最厉害、受批判最严重的人物。但史书又载，司马光是北宋最为忠诚耿直、最为公正无私、最受百姓爱戴的大臣，即使前面政声斐然的名臣包拯、寇准，也远在其下。

　　司马光在变法盛行时，被贬到洛阳寓居。哲宗初期回到开封，城门的卫士一见司马光，便惊喜地喊道：“司马相公回来了!司马相公回来了!”这一喊不打紧，京城的百姓便纷纷涌出，夹道欢迎。人们纷纷说道：“司马相公不要回洛阳了，就在京城辅佐朝廷，救我们百姓出水火吧!”司马光被太皇太后用为宰相后，废除新法，政治清明，吏民大悦。百姓感恩戴德，像神明一样供奉着司马光的画像。

　　宋徽宗时，已经死了几十年的司马光，被蔡京等人打成300多人的奸党之首，让石匠刻在石碑上。一位叫安民的石匠推辞说：“草民愚昧，不知立碑之意。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辈，草民不忍心刻他的名字。”可见司马光在百姓心中的位置。司马光为政的名声传到国外，连那些一向鄙夷宋朝、伺机侵犯的外国君臣也肃然起敬。辽国、夏国的君主告诫边将说：“宋朝已任司马相公为宰相，你们不要无端生事，致开边衅啊!”司马光去世后，朝野举哀，如丧考妣，都城罢市，万民祭祀。

　　这样万民爱戴、忠直为国的仁人，居然在几十年后被蔡京定为“奸党之首”。一千年后的今天，又被我们这些以“革命”“改革”自居的同志视为“因循守旧”“反对改革”“拉历史倒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坏人，而将祸国殃民、万民唾骂的王安石、章惇、蔡京之流称之为“勇于改革，无私无畏，忧国忧民，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这不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吗?

　　当然，将王安石和蔡京相提并论，有损其名声。王安石虽然变法误国，被苏洵斥为“大奸似忠”，但纵观王安石的为人，道德文章不错，诗词和散文成为大家，内心一片忠君爱国热忱，并非奸邪小人。但其思想执拗，脱离实际，违背人情，盲目蛮干，终于造成严重后果。被奸邪小人所利用，在历代史书受到尖刻批评。后来北宋逐渐走下坡路，终致灭亡，蔡京是罪魁祸首，王安石作为始作俑者，也难辞其咎!正如冯梦龙在《警世通言》所说：“王安石在下位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

　　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既然王安石变法是革新进步之举，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利国利民，但是为什么会导致失败?为什么会导致破坏生产力、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结果?

　　传统上说的，是由于“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才导致失败，也就是由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反对才导致失败，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假如司马光等人一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就出不了城门，那就可以说是由于司马光的反对导致变法失败。然而实际情况是，谁一反对，立遭打击，逐出城门，于是新法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推行。推行不到一两年，导致怨声四起。一些忠直大臣冒着风险将民怨达于皇上，才导致某些新法被废。先有新法的失败，才有大臣的反对。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终导致新法彻底失败。蔡京大力推行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那是后人总结的更大的失败。有人说是由于基层官吏从中作梗，才导致变法失败。这也是主观臆断的说法。宋朝那么多基层官吏，都在“从中作梗”?把变法的失败归咎于朝中大臣的反对、归咎于基层官吏的从中作梗，是不科学的，是有违事实的。

　　王安石的新法之所以遭到失败，关键问题是新法脱离实际、违背人情;注重为国理财，忽略为民造福。那一条条的新法，从理论上讲，都是利国利民的，但是，他只看到有利的一面，忽略了不利的一面;只看到局部、暂时可行的一面，忽略了全局、长期困难的一面;只看到法律条文正当有力的一面，忽略了人性复杂、各地千差万别的一面;硬要在全国普遍推行，结果造成了祸国殃民的局面。在明代陈邦瞻等人所著《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里，司马光、苏辙等大臣已经将王安石新法的危害性分析得十分透彻清晰，虽然在当时被拒绝，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完全正确(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不想再过多引述)。

　　假如王安石变法确实能利国利民，受到老百姓拥护，谁反对也无效，谁阻挠也挡不住!农民们会自发地执行和维护这种变法。北宋没有执行好，南宋会接着执行，元代、明代、清代都会接着实行。哪位统治者不想富国强兵?哪里的老百姓不想改善生活?北宋以来的历朝历代都将王安石变法视为畏途，视为魔鬼，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从来无人实行过，就充分说明这种变法在实践中行不通，硬要实行必然误国害民!

　　还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说得好：“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这才是对王安石变法最为精当而又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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