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8-02-10

  引导语:司马光知道王安石的死讯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因为没有了王安石,政治家就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

  下面要说的这位,在士人学林中也堪称楷模,且看他逝去后的荣光——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首都和他从政的地方人们自发奠祭,痛哭的人如同失去了亲人一般悲伤。可见此人的德行上感于朝廷下悯于百姓,他就是司马光。

  没错,就是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是从小就机警过人,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他算是一个官二代,尽管父亲司马池的官不大,但也给他的成长带来了相对不错的环境,这才能使他少年便听习《左氏春秋》并喜爱它。要知道在古代能把书谈到历史科目的孩子,那家境非同一般,大多非官即商。普通人家即便渴求文化,也只能是在私熟里开蒙识字而已,读史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科考入仕的学科。那就像今天要报考专业的艺术类院校一样,投入很大,一般家庭的经济是不可能承受的。司马光没有问题,父亲天章阁待制的官阶也让他顺利的中了进士甲科。看来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他天性不喜华靡,高中以后参加喜宴就他一个不戴簪花,别人劝他说是皇帝的赏赐,不戴有违圣意,这才勉强戴了一枝。这些细节就能看得出司马光品性之高。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为政地方的时侯政声斐然,老百姓都夸赞他。他进了中央理事也是勇于谏言,颇受同僚相予。就是这样一位肯做事,能做事且品性端正的大儒,就因为王安石的变法被卷入新旧两党的争斗中,可能连他自已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场看似理政观念差异的政治之争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亡间的杀伐迫害。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政治可以使人六亲不认。所以,当我们把政治寄希望于某个人时,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

  王安石为了让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在他主政期间,急功近利,用人不问能力,不究品行,只要力撑变革的人都是人才。历史证明他所重用的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都是一些党同伐异的小人。而真正一些有经验能做事的官员却因对新政异议而遭打压。司马光虽然是王安石的朋友,但出身官僚家庭的他,在利益关系上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这在他对待王则的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而变法的目的是要民富国强,自然要损害到地主利益,出于人的阶级性,司马光对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本来都没有问题。可接下来的事却是因为两人的政治修养而引发的悲剧。

  王安石的书生意气处理政治就是急功近利,仗着年轻颟顸的宋神宗的强国热情而不计得失,刚愎自用,打压一功反对声音。司马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也意气用事,不分析变革给国家的发展带来的好处并设法去维护它,而是站在自己的小利益圈子内愤然离京,导致士大夫们不自觉的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旧党。并以此为界,之后的士大夫基本以党争为己任,圣贤教导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话语只是为登科取士所设的谎言而已。

  如果把历史用文人的线索去整理,我们发现自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始,中国的文人政治慢慢地变成了官僚政治,社会的腐败与文化的堕落成了不可阻挡趋势。居庙堂的官员只是把文化当作进阶的工具,骨子里已经丧失了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更有甚者利用权力而篡改经典而为自己的恶行找到文化的外衣。真正的文人只能偏安一隅写写剧本小说来推动文学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因文化的堕落和保守错过了与世界握手的机会,错过了社会大改良大进步的机会,致使自宋以后中国人民走过近七百年的蒙昧、困顿、苦难与差点亡种的历史。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在当时也波及到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熠熠生辉的历史名人,如果他们能看到由于文人的党伐与迫害,致使他们毕生维护的文化倒塌,他们将做何感想。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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