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梁启超先生在其《王安石传》一书中，对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同样身为改革家的梁先生说：“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当然，任公之言毕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争议之大，历史上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变法而名留青史的，在当时和其后，对他变法的正误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外，其孤傲执拗、刚愎自用的性格，无疑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认识王安石，了解王安石，为人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将他的变法理念付之于行动，是宋神宗上台以后的事。宋仁宗当了40年皇帝，其间也有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的名臣，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总的说来，宋王朝的光景是每况愈下。宋神宗上台时，兼并之风日盛，国家是越来越不景气。宋神宗是20来岁时上的台，年轻人，朝气蓬勃，想有一番作为，但仁宗和英宗给他留下的老臣，都帮不了他什么忙。他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倒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这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的建议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夸奖，他就会乘机举荐王安石，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说得多了，宋神宗也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了。那时，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而一直守丧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进京来。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来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见他，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首先是要选择治理国家的方法。皇帝又问，向唐太宗学习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贞观之治是后来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们向往的，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贞观之治十分放在眼里，回答说：何必学唐太宗呢?要学就学尧舜之道。尧舜之道，非常简便、关键、容易，只是后来的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便以为高不可攀罢了。宋神宗很满意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进京的第二年，就让他当上了副宰相，参与执政。王安石参与执政时的朝廷，暮气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到神宗赏识、委以重任时，年方49，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又决心一展平生大志，故谓之生;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已年过70，遇到事情需要表态时就哼哼哈哈，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信，谓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65，三朝元老，见神宗重用王安石，他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便干脆常常称病不到朝廷上班，谓之病;副宰相唐介，在王安石上任两个月后便病死了，谓之死;还有一个副宰相叫越抃，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知道反不了，于是常私下叫苦，谓之苦。执掌政权的中枢大臣除王安石外，竟然是“老、病、死、苦”，王安石处境之难可想而知。他要推行变法，显然不能依靠这些老、病、苦的人，于是，他大刀阔斧，该退的退，该上的上，经过一番人事调整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起他的变法来了。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看，可以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当时兼并之风日盛，青黄不接时大多数农民遭受有钱人家的重利盘剥，大姓巨贾垄断操纵市场，差役繁重，不少人家因之倾家荡产。王安石的变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病进行的。如青苗法，就是当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家借钱给他们，秋收时还，年息二分。当时地方上设得有常平广惠仓，丰年时买谷储藏，荒年时平价出售，但荒年不常有，广惠仓也就常有积压，积压久了，粮食霉变造成浪费。新法将广惠仓的钱不再买谷积压，而是借给农民并收息，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好事。现在颇为时行的“农贷”，不知是不是和这青苗法相似?又如均输法，就是将各地方对朝廷的上贡改为中央直接采购。地方上贡的货物，不一定就是朝廷需要的，而且很多地方距京城路途遥远，货物运到朝廷往往得不偿失。新法是将这些货物就地集中卖掉，然后将钱给中央，中央则按需要就近采购。又如市易法，就是为了打破大姓巨贾对市场的垄断，王安石为此设置了“常平市易司”，贱时买进，贵时卖出，既可平衡物价，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在强兵方面，他制定了保甲法，即十家为一保，家有两男以上的取一男为保丁，保丁发给武器，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个措施与裁兵法一道，寓兵于民，既节省了国家大量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国防需要。在育才方面，王安石和他的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并以此为教材，改组太学，扩大招生名额，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公平地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仅对当时的弊病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由此可见，他的思想确实是非常超前的。

　　解蕴山，1905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谢儿寨村。1923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后改为河北省立大名七师)第二班就读。大名七师是由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一个进步学校，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等人，都是中共党员。在师长们的革命思想影响下，解蕴山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并把家中给他的生活费资助了学校党组织。1927年春，解蕴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1927年这一年，解蕴山家中遭到土匪抢劫，长兄解瑛被打死，祖母等数人被土匪绑架，父亲解佩玉被殴打恐吓，精神失常。解蕴山被迫中途辍学。回家后，他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1929年初，他被调到中共大名县委担任领导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同年秋后，军队包围大名第七师范学校达5天5夜。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挫败敌人的镇压政策，解蕴山四处奔走，组织社会各界援助大名七师的斗争。后来，他曾两度回校担任会计工作，在团结进步学生和教职员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7月，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冀东一带主权丧失殆尽，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甚一日，解蕴山满怀悲愤，在大名七师校园发表了“救亡救国，匹夫有责”的演说，唤起青年们奋起救亡图存。1937年春解蕴山回到家乡农村，组织爱国团体秘密抗日十人团，准备进行长期的抗日斗争。

　　大名城自古以来为北方重镇，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卢沟桥事变后，军队向南溃败，冀南一带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土匪蜂起，仅大名城北就有“天下第一军”等数股游杂武装。这些游杂武装肆意向各村摊派粮款、枪枝，闹得地方上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当地知识分子有的携眷南逃;有的剃光了头，脱去学生装，扮成农民在乡下隐蔽起来。在这内忧外患的严重时刻，解蕴山不顾自己家庭的安危，挺身而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宣传群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在大名、广平、馆陶等县的冀鲁边境地带建立起抗日救国会。从1937年3月至翌年3月，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解蕴山曾3次试图建立抗日武装，但由于没有经验和顽固派的破坏，都失败了。个别人有些心灰意冷，对坚持抗战失去信心，解蕴山笑着鼓励大家说：“只要我们有决心，不气馁，再接再励，就一定会成功。”他不避艰险，坚持工作，终于组建了杨桥自卫团，又把杨桥周围的会道门——“南方离”的数千人武装争取过来，组成地方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使各方土匪不敢入境骚扰，稳定了社会秩序，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大名城。为了更有利地开展对敌斗争，1938年5月，杨桥自卫团改编为大名县第四区抗日大队，随后又在杨桥建立了抗日民主区政府。

　　同月，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到大名邻县曲周、肥乡、广平一带开辟工作，在各县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濮阳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也把部队开往冀南，在大名、南乐交界地区成立了大名县政府，丁树本部第三旅旅长陈铭韶兼任大名县长。这时，经栗汇川介绍，解蕴山和一二九师地方工作队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为了团结抗战，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四区抗日大队接受了陈铭韶的任命，归属他的建制。解蕴山被派到大名县政府担任民运科长。

　　时大名县民运科下设民运、宣传、教育等股室，各区设有视学委员。在解蕴山主持下，各区普遍建立了抗日小学和培训抗日干部的培训班，这对进一步打开大名县的抗日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冬，日军侵占山东聊城，在鲁西坚持抗日斗争的爱国人士范筑先牺牲，原在范筑先部工作的十几位知识青年，通过组织介绍来到大名抗日县政府。解蕴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并经常找他们谈话，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到底。解蕴山待人诚恳、热情，作风平易近人，大家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或思想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找他说说。凡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对他“秉性稳健思路细，应变从容不促急”的气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秘密颁布了《共产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文件，加紧了反人民的步伐，在各地不断制造“摩擦”，大名的空气一时也紧张起来。陈铭韶先是以种种借口限制第四区抗日大队的发展，并对部队的进行“统计”，接着又命令第四区抗日大队南下，开往他的防区，妄图一口吞并。解蕴山识破了顽固派的阴谋。为了抗日大局，他一面率部南下，一面告诫大队的同志：“对陈铭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提高警惕，决不能让他们收了我们的枪。”陈铭韶得知这一消息，对解蕴山恨之入骨，阴谋加害于解蕴山。他趁解蕴山到各区检查工作的时候，暗中指使第二区刘队长将解蕴山秘密逮捕，加以杀害。幸好解蕴山先到了第三区，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离开了陈铭韶掌握的大名县政府，重新回到第四区抗日大队担任领导工作。

　　陈铭韶所部因惧怕日军消灭，大多龟缩在大名、南乐边境一带活动，很少到城北来。1939年秋，陈铭韶的秘书杨钟祥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突然来到城北第四区，明为抗日，实来争夺地盘。一天，杨钟祥提出要和第四区抗日大队联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家感到不好处理。解蕴山斩钉截铁地说：“联欢就联欢，只要我们对全体指战员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战斗准备，就能应付突然事变!”开联欢会时，杨钟祥首先登台大肆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谬论，要区大队服从他们的指挥。解蕴山反驳说：“抗战须动员广大民众，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决不是哪一党派和个人所能包办的”。解蕴山讲的话义正词严，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杨钟祥见对方已有准备，没敢轻举妄动。

　　1940年3月，八路军在冀南对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的军石友三部以致命打击，丁树本、陈铭韶之流也如惊弓之鸟，仓皇南逃。大名一带成为抗日根据地，冀南行署委任解蕴山为大名县长。不久，以第四区抗日大队为骨干，吸收第三区抗日大队和第五区抗日大队组成冀南军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解蕴山任政治委员。1942年初，解蕴山调任冀南第一专署专员，领导所辖的大名、魏县、成安、临漳等6个县的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在敌后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敌人对冀南一带进行频繁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第一专署所辖各县被切成许多小块的“格子网”，敌人三里一个据点，五里一个炮楼，以公路相联结，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反复的“扫荡”。到1942年春，第一专署所辖地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解蕴山白天在大名、馆陶边境地带活动，夜晚亲自带领工作队，在部队的配合下回到大名城北一带打击敌人，开展工作。大名城北是解蕴山的家乡，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回到家乡后，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带领同志们同敌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虽然敌人采取了各种手段：“扫荡合围”，“突然奔袭”，“清查户口”等，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夏季的一天，驻守河北省大名县的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抗日县长兼县大队长解蕴山的家，抓走亲属，烧毁家园，并送来一封信，要其放下武器，否则家人性命难保，解蕴山接信后坚定地说：“无国便无家，日本人烧房子抓人，更促进了我们的抗日决心”。秋季，解蕴山领导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配合冀南一分区主力部队狠狠打击敌人，摧毁了不少炮楼和据点，重新打开了冀南一专署所辖地区的抗日局面。

　　1943年5月，解蕴山和冀南第一分区的领导同志在魏县南部的郝村一带布置麦收的准备工作。敌人侦知后，立即从大名、魏县、成安、临漳、内黄等县抽调数千名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连续数天“拉网扫荡”。冀南抗日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在战斗中，解蕴山身先士卒，英勇无畏，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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