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王安石在北宋有“拗相公”之称，为何会有此称呼呢?是否与王安石的变法有关?我们通过下文来了解学习。
对北宋公司变革操盘手、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而言，操盘力显然是欠缺的，他高举“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旗，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上寒董事长神宗之心，下乱吕惠卿等变革团队之局，并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北宋公司组织的危机却越发严重。辽、西夏和吐蕃三国没有按惯例派人来朝贺宋新主即位。这是北宋公司实力下降未得邻邦重视的一个指征。事实上，继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公司三冗三费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公司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是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然入不敷出，公司组织的经营状况已不能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李顺、张余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给公司的稳定发展敲响警钟。总而言之，公司又到了组织变革的紧要关头，不变就难以为继了。诚如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疏所言，如果仍旧遵常守故，将来一旦出现凶年饥馑及寇戎(战争)的话，就难以挽救。
但董事长宋神宗面临的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他操盘北宋公司组织变革。他曾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之道，这位曾是庆历新政时的猛将却希望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试图让他放弃欲行组织变革的想法。而在当时，另一个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性格保守，遇事模棱两可，也不是主持变革的合适人选。欲寻操盘手，董事长宋神宗将目光放在了王安石身上。
当时王安石正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宋神宗先是命其知江宁府，半年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到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又擢升参知政事，次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全面推行组织变革。其擢升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宋神宗何以会对王安石如此器重，以至于要破格提拔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安石的个性及理念符合宋神宗对其心目中公司组织操盘手的理想设计，以至于他成了操盘组织变革的不二人选。
王安石曾在嘉祐三年(1058年)向当时的北宋公司董事长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组织变革书———《言事书》。《言事书》中，王安石以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经验教训为鉴，提出公司组织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但宋仁宗并没有对《言事书》引起足够重视，而是搁置一旁。现如今神宗上位，再次翻开王安石的《言事书》，深为其中观点所吸引。时年25岁的宋神宗很有建功立业的想法，这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提拔王安石行组织变法事宜。
另外一点，王安石我行我素的个性也深得神宗赏识。王安石上《言事书》后不久，朝廷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却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没办法，只好改任他为知制诰，司职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可王安石却因坚持原则直言犯上，难以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呆下去，不得已只能在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而英宗(1063年—1066年)即位后，曾屡召王安石赴京为官，王安石却来了脾气，总是以服母丧和自己有病为由，不肯入朝。宋神宗正是从王安石的这些官场履历上得知，此人非随俗、趋炎附势之辈，不以个人荣辱浮沉为意。行组织变法，要的就是非同寻常之辈。
但北宋公司组织中的很多高管却对王安石的上位深表疑虑。当宋神宗向判大名府(河北大名府最高行政长官)韩琦征求意见时，韩对他这样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侍读孙固则告知神宗说：“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直言王安石气度不够，难以承担宰相的重任。参知政事唐介获知神宗欲起用王安石为相时也极力反对，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意思是王安石好学但是思想古板，以前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思想行为不切实际事理，如果此人做了官，(他的)政策肯定经常变更。
这些人直言王安石个性执拗，果真如此吗?宋人王铚在《黙记》中曾经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王安石中进士后，枢密使晏殊很欣赏他，召其到府上，推心置腹地说：我们都是江西老乡，送给你八个字共勉吧：“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王安石却在回到客舍后对他人言及此事时颇为不屑地说：“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此后他一直看不起晏殊，讥笑其说：“为丞相而喜填小词，能把国家治好吗?(晏殊为北宋著名词人，王安石故有此说)”而群牧司判官司马光有一次则回忆说：包公在群牧司衙门里置酒赏花，他和王安石都被宴请。自己虽然不喜欢酒，不过包公劝酒时，他还是勉力喝了几杯，要的就是大家面子都过得去。可王安石却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原则性很强，是个倔强之人。综合以上种种，难怪《宋史》会如此评价王安石，“安石性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正因如此，王安石被时人称之为“拗相公”。明末冯梦龙作品《警世通言》里也有“因他(王安石)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的说法。
如此“拗相公”被神宗相中，操盘公司组织变革大事，优点在于自信和执着，缺点则在于固执己见、难以容人。这其实是一个操盘手的大忌，也是公司隐忧。接下来，宋神宗很快就觉察出来，王安石既是来解决问题和麻烦的，同时也是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很多高管因为他的到来纷纷求去，而王安石团队自身也矛盾重重，组织变革遭遇到绕不过去的瓶颈。
公司变革触动利益集团，考验操盘手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自熙宁三年至七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公司组织变革者陆续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
我们且来看一下这些新法对公司组织来说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颁布，规定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颁行后虽有一些利息产生，但相比于当时百分之二、三百的高利贷而言，青苗法可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于受到“兼并之家”的盘剥，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是谓一举两得之举。这其实体现了王安石所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组织变革意图，当是善法无疑。
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免役法实施。此前，北宋的纳税户，都要依照他们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各州县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免役法推行后，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另外凡农村的上三等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即当时被公认为“兼并之家”的，都要在原有课税之外，再交纳一份免役钱或助役钱。免役法的实施，可以说既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也对兼并之家形成一种打击;同时增加了宋公司的财政收入。
同年，保甲法颁行，规定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丁平时耕种，战时征召入伍。此举用以防止农民反抗，并节省军费。对公司组织来说，其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稳定作用。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方田均税条约》出台。此前，北宋公司内部的潜规则是豪强兼并之家可以肆意兼并土地，并且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对公司组织来说，这是个潜在的冲突因素和不稳定之源。《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和“均税”两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主持土地丈量活动，按土壤肥瘠程度定为五等，“均税”则以丈量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新法的颁行，既解决了豪强兼并之家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的问题，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是对宋公司利益的良性整合。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市易法颁行，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于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待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对北宋公司而言，市易法调整了内部流通秩序，优化了贸易结构，既限制巨商富贾操纵垄断市场的企图，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
以上种种公司组织变革，无一不触动既有利益集团，对变革操盘手的考验尤为艰巨。
拒绝权变变通，将异见者逼成反对派
在王安石变法团队的外围，有一个本可以为其所用的智囊团，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以及苏轼兄弟等，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些人却纷纷与其反目，走到了组织变革的对立面。个中原因究竟为何?
熙宁二年(1069年)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亳州。宰相曾公亮起初积极帮助王安石实施变法措施，后因在青苗法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保持中立态度而受到王安石非议———王安石屡次在神宗面前数落曾公亮，迫使后者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辞职，最终罢相。
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则在青苗法颁布后，写下《与(王)介甫书》，认为实施新法会产生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希望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以为回应，攻击司马光说：“(司马光)外托酬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当神宗准备重用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时，王安石竟说：“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现在如果起用司马光，是给反对派立一面红旗啊!王安石还赌气托病居家，上书神宗，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直至神宗权衡利弊决定支持他时才继续出来工作。这之后，两人关系完全绝裂，司马光于熙宁四年初，“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
当欧阳修提出实施青苗法弊大于利，“请止散青苗钱”(不要再发放青苗钱，意指停止青苗贷款)时，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称他“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修就因为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该项政策，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文彦博在英宗时就任枢密使，可谓德高望重的老臣。当王安石开始变法后，文彦博与王安石所持之论有异，对其中市易、青苗诸法伤民弊端多所论及，提出“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王安石反驳他说：“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指不可为或对事情苛责过细)，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文彦博后来也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改任地方官，最后退休了事。
面对朝中大臣纷纷求去，熙宁四年(1071)七月，御史中丞杨绘上疏说：“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年五十有八，欧阳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王安石看到此疏后，竟勃然大怒，建议神宗将杨绘贬至岭外荒凉之地。神宗或许是有些于心不忍，折中了一下，将杨绘贬为亳州知州。
从王安石与上述人等的交锋可见，司马光们对王安石变法虽有不同意见，却绝非党争。但王安石拒绝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从而在有意无意间促成反对派阵营的迅速形成并日益扩大，致使公司组织当中的互动关系缺乏缓冲带和润滑剂，成二元对立结构，组织变革风险和成本加剧。
而从王安石与这些人等的私人关系看，其实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维、吕公著等人原是王安石的靠山，早在神宗为太子之时，韩维即为太子司文书事，对王安石很是欣赏。他对朝政提建议，每每获得神宗认可时，都会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因为这个原因，神宗才对王安石渐生好感，并请其出山主持变法大局;吕公著在神宗继位后被召为翰林学士，他与欧阳修、王安石等相交，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在神宗面前对王安石多有美言，对王安石出山也起到一定作用。
文彦博、欧阳修等人则原是王安石的荐主。王安石当年任舒州通判时结识了曾巩，曾巩惜其才，向欧阳修推荐，欧阳修也爱才，不仅向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推荐，且和文彦博一起向仁宗推荐，王安石这才一步步走到权力中心来，成为组织变革操盘手。
而如富弼、韩琦等人则原是王安石的上司。富弼早在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就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是三朝元老，神宗特许其肩舆(轿子)直进殿门，可以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王安石进京拜相之前，富弼一直官居其上。而王安石科举入仕后担当的第一任官职是扬州知州韩琦手下的佥书判官，即韩琦曾是他的顶头上司。
另外，范缜、司马光等人则原是王安石的朋友。司马光和王安石有十多年的交情。“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司马光这是承认他和王安石两人是益友关系。财政官员范缜和王安石也曾建立了深厚友情，两人以文章惺惺相惜，过从甚密。
观察王安石与上述人等的交锋史，或许不能说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只能说王安石由于使命和个性使然，拒绝权变与变通，在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这才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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