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一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对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文，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故有涉及。此文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思想史的评价就会?格难通。
我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考证了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这句流行甚广的评价。我认为，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
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做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做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概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因如此，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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