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逢十的大事特多。推算起来，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变法的大幕。今年恰逢九百四十周年，也是可以作为话题的。
2007年，为纪念邓广铭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其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据其去世前一年(1997年)改定本排印的，可视为邓公的学术绝笔。
几年前有过一本《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仅梳理研究史，就多达六百页。翻完《研究史》，反倒坚定了我原有的想法：绝不可能为这次变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折衷的评价，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足够的史料;任何后人对这次变法的解读，都有其个人见解与时代因素搀杂其间。不言而喻，本文也只能是一家之言。
北宋立国，迎来了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但到宋真宗、仁宗时期，宋代统治在对内对外上都出现了问题(详见拙著《细说宋朝》)。社会危机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于是，就有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这是北宋王朝的一次自改革。新政最终夭折，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未获解决。接替仁宗的英宗，在位仅四年。接着就是他的儿子神宗即位，即位第三天，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报告：自宋夏战争以来，“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有一数据，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1065年，神宗即位前两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改革和变法都是逼出来的，古今无不如此。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这场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不容置疑，但设若没有宋神宗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绝不可能有所作为。熙宁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似乎更客观公正。宋神宗在其第二个年号元丰的八年间，在王安石罢相的状态下继续变法，故而历史上也将其合称“熙丰变法”。
新法陆续出台。理财方面共七项，按颁布顺序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共四项，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将兵法。育才方面共三项，为科举新法、三舍法与《三经新义》。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但其关注点是富国强兵(十四条中占十一条)。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新法(十一条中占七条)接二连三地出笼，原因即在于此。
元丰年间，变法由宋神宗一手掌控。当时就有人指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说明变法颇有转向。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富国的变法内容加强了国家专利的分量，而发展经济、抑制兼并的成分则进一步弱化;二是强兵的倾向压倒了富国的内容，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成为变法的重头戏。另一方面，他对立国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史称“元丰改制”。这次改制，职官制度有所理顺，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但决不是政治体制上带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机构改革)。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严格意义上的王安石变法或熙丰变法画上了句号。
这篇短文不可能论及变法的方方面面，先说说今人还感兴趣的两大问题。
第一、变法由谁埋单，是谁得利?
熙丰变法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经济更是重中之重。以免役法为例，差役原本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与肥缺，个别因当差服役而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也有，却非本质现象。变法以此为由，改差役为雇役，按理役钱不应该分摊到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头上。现在却不论上户下户，一律按财产每贯摊派十文，上户虽也有所支出，但不构成大负担;下户一般要承担几百到一二千文，则不胜苛重。
再看青苗法，原先虽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但无论乡村户，还是坊郭户(相当于城镇户口)，无论乡村上户，还是乡村下户，无不据户等与财产强制抑配青苗钱，青苗息钱实际上成了国家变相征收的财产税。由于是国家政权的强制抑配，就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比起原先的高额利息贷款来，也是一大倒退，因为借高额利息贷款毕竟还是一种经济关系，必须出于自愿。说到底，青苗法无非是把“兼并之家”的高额利息贷款放贷权强制收到国家手里，难怪梁启超称之为“以国家而自为兼并”。
变法的兴奋点聚焦于理财，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变法确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七百万贯。变法不仅抹去了积欠多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战备物资库。元祐更化时，朝臣认为，变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时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变法在实际上把富国与富民对立了起来，走入了国富而民困的怪圈。
变法之初，有过一场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所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宋神宗也声称：变法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后半句话只是空口许诺，人民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多少好处;前半句话说明了从变法得利的是国家(当时还倒真的是国家，很少有落入改革派私囊的)，而为变法埋单的主要是老百姓。
第二、北宋灭亡是不是变法惹的祸?
前几年有一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把北宋灭亡那年作为坐标点，认为这年的苦果与王安石变法直接有关，有一章标题就叫“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严格说来，宋神宗去世，就标志着熙丰变法的终结。虽说历史是割不断的，但王安石变法是否要为靖康之变直接负责呢?
神宗死后，先是元祐更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面清算新党及其政策。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完全解决好)，元祐更化则使这些问题治丝而棼。其后，哲宗亲政，对旧党以牙还牙而变本加厉。六年以后，哲宗去世，其弟赵佶即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宋徽宗。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北宋灭亡固然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越发不可收拾。而蔡京却始终拉变法为大旗，令朝野生出“多少坏事借变法之名以行之”的愤慨。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靖康之变前一年，杨时上书，把王安石与蔡京并列为蠧国害民的奸臣;南宋更有人认定，变法破坏了“祖宗家法”，这才导致了靖康之难。这种评价，有失公正。也在靖康之变前夕，有人指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祖宗法惠民，虽然未必;熙丰法惠国，还是较客观的评价;至于崇观法之不同于熙丰法，就在于征敛所得多入蔡京一伙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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