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王辉斌(1947— )，字靖华，号竟陵居士，湖北天门人。著名学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现任襄樊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任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乐府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李白研究会顾问，湖北省李白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已出版著作20种：《先唐诗人考论》、《孟浩然研究》、《王维新考论》、《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丛稿》、《杜甫研究新探》、《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咏湖北》、《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唐代文学探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四大奇书研究》、《唐后乐府诗史》、《孟浩然大辞典》(主编)、《孟浩然研究论丛》(主编)。参撰、参编著作有《增订注释全宋词》(约20万字)等近10种。即将出版的著作有《商周逸诗辑考》等。并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学术界》、《四川大学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刊物、CSSCI刊物发表论文近100篇。其古代文学论文的高被引指数分别排名全国第一(2008年)、全国第二(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单刊转载率全国第一(1995年)，湖北省古代文学研究著作入选《中国文学年鉴》第一人(与另一著作作者并列)。应邀在山西师范大学、台湾淡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作过多次学术报告与演讲。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研究工作。
访问者：孟祥光(1981年— )，山东日照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土后。
孟祥光(以下简称“孟”)：王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这次学术访谈。您是当今最权威的孟浩然研究专家，我想就孟浩然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和您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前不久由您在襄阳主持召开的“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隆重而成功的学术盛会，诚如张震英教授在其文中(《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在襄阳举行》载于“中国文学网”)所言：“大会汇集了当今海内外从事孟浩然研究的一流专家，收录了当今孟浩然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当今孟浩然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现任会长，您如何看待这次会议?
王辉斌(以下简称“王”)： 孟浩然研究对于我来说，是我将古代文学研究打通关的重要一环。至于你所说的对“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看法问题，我的总的评价是相当成功，相当满意。说实在的，这次“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次隆重而成功的高规格学术盛会，而且也是我在襄樊学院举办五次学术会议中的一次精心之作(另外四次会议依序为：1999年10月召开的“杜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三届年会”，2001年11月召开的“全国首届孟浩然研究学术研讨会”，2004年4月召开的“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12月召开的“鄂赣两省古代文学年会”)。说这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盛会，我认为主要体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大陆与会的一流学者高端而整齐。今年七月份我在兰州开会时，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只要有傅璇琮先生参加的学术会议，就是高规格的学术会议。而在这次“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除了傅璇琮先生之外，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刘扬忠、胡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薛天纬教授等人。所以，有人在饮宴间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傅璇琮、刘扬忠、胡明三位不同研究方向的著名学者，同时出现在这次“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辉斌会长为学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如此云云。二是毕业于首尔大学并以孟浩然研究为其博士论文的韩国学者李南钟的应邀与会，使得这次会议更具国际学术性，因为李南钟博士是当今海外汉学家中当之无愧的孟浩然研究专家，其整400页正文的韩文版《孟浩然诗研究》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与会的台湾学者、澳门学者、日本学者如吕正惠、张双英、简锦松、施议对、下定雅弘教授等，也都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三是提前出版了傅璇琮先生为之写序、由我任主编的近70万字的精装本大会论文集《孟浩然研究论丛》，这确实是一本能代表“当今孟浩然研究的最高水平”的重要成果，相信今后凡研究孟浩然者，一定会以之为案头必备之书的。四是会议地点安排在国家领导下榻、且有襄阳市“国宾馆”之称的南湖宾馆，极大地提高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会议环境的层次与生活质量的档次。我自1982年迄今，参加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近100次，但真正能与这次“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相比者并不多，我这样说，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却是大实话。所以，这次盛会的召开，必将会对今后的孟浩然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孟：这次召开于襄阳的“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确实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其对今后孟浩然研究的深远影响更是值得期待，必将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加入到孟浩然研究的行列中来。与唐代其他诗人的研究一样，真正意义上的孟浩然研究也有近100年的历史了。如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62年(1949年—2011年)的孟浩然研究进行一次分期总结的话，您认为应该如何分期，不同阶段的孟浩然研究又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各有什么特点?
王：您这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当代孟浩然研究史”性质的话题。一般说来，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2年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将对文学史上一些个体文学家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1949年—1966年)、中期(1967年—1976年)、后期(1977年—2011年)，其中，后期又被称为“现在”、“现在时”、“当代”等。孟浩然研究亦大体如是。前期参与孟浩然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林庚、陈贻焮、刘逸生、刘开扬、王达津等先生，其中以林庚《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1957年)、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1964年)、陈贻焮《谈孟浩然的“隐逸”》(1954年)、《孟浩然事迹考辨》(1965年)，以及《光明日报》编辑部编发的《关于孟浩然及其<春晓>诗的争论来稿综合报导》(1959年)一文最具代表性与典范性，并对其后的孟浩然研究产生着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主要表现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注重对孟浩然作品特别是一些名作的解读与品鉴，一是对孟浩然生平事迹进行了具体考察，而以后者的成就又尤为突出，如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对孟浩然行年的详细排比与游踪的翔实勾勒，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对孟浩然多次游京洛的发现等，就都在孟浩然的研究史上站有重要地位。中期为“十年的文革”，孟浩然研究的成果基本阙如。后期即孟浩然研究的“现在时”，是孟浩然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从时间上讲，正好35年。这35年的孟浩然研究，其成就之辉煌，成果之丰硕，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巨大，均属盛况空前。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基础研究堪称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面旗帜。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主要是指对孟浩然诗集的整理。截止于2011年12月底，孟浩然诗集的整理本，共出版了七种之多，即：游信利《孟浩然集笺注》(台湾，1975年)、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1988年)、徐鹏《孟浩然集校注》(1989年)、曹永东《孟浩然诗集笺注》(1989年)、赵桂藩《孟浩然集注》(1991年)、李怀福等《孟浩然集评注》(1992年)、佟培基《孟浩然集笺注》(2000年)。另外还有陈抗等人编的《全唐诗索引·孟浩然卷》。仅就七种整理本言，这是唐代任何诗人作品集的整理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些整理本的推出，为本期的孟浩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二、孟浩然其人与其诗，已成为了不少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的首选对象。以博士论文为例，前面所提到的韩国学者李南钟博士，其在首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撰写的论文，就是以孟浩然诗歌为研究对象的，之后并以《孟浩然诗研究》为名在韩国正式出版。2011年5月，我在台湾中山大学作专题演讲时，与当时在该校中文系做客座教授的李南钟博士一见如故，因而才特邀其到襄阳参加了这次“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另外，与我常有书信往来、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的李园博士，其博士论文也是选择孟浩然为研究对象的，这从其论文题目为《孟浩然及其诗歌研究》，即可准确获知。至于以孟浩然诗歌为硕士论文之研究对象者，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就能找到十数篇之多。这是一种颇值注意的“学位式”孟浩然研究。这种“学位式”的孟浩然研究，不仅使得孟浩然研究的队伍更加专业化与年轻化，而且也必将成为今后孟浩然研究的希望所在。
其三、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孟浩然的研究已进入了一方新的天地。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11月，迄今已有整十年的历史，首任学会会长为武汉大学的王启兴教授，我忝为第二任会长。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孟浩然研究会除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还组织编写了被王启兴教授称之为“集大成成果”的《孟浩然大辞典》，并举行了一次“《孟浩然大辞典》学术研讨会”。此外，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为轴心，在十年中团结与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的孟浩然研究者，其成果之丰硕，仅从《孟浩然大辞典·附编》之《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中，即可窥其一斑。
其四、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孟浩然研究会还与襄州鹿门风景名胜管委会一道，为修建于鹿门山风景名胜区的孟浩然纪念馆，作了有关策划、设计等方面的许多工作。纪念馆竣工后，我当时还曾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与襄樊市的一位副市长为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共同剪彩。同时，对于孟浩然的出生地，以及鹿门山诸多关于孟浩然的遗迹等，中国孟浩然会研究会也与之配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所有这些，均为“文化襄阳”的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孟：从您所介绍的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现在时”的孟浩然研究或者说当代的孟浩然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属前所未有，也是特别值得推重的。另从附于《先唐诗人考论》之末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可知，您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孟浩然的研究，请谈一谈您对孟浩然研究的一些成就与创获，以及今后对孟浩然研究的打算。
王：好的。我研究孟浩然始于1983年春，当时写了一篇《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的小文，主要是针对陈贻焮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之“卢明府”为“卢象”说所进行的考辨，即我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卢明府”非卢象而为卢僎。文章写完后，曾寄给陈先生以求批评，讵料陈先生竟然将其推荐给《文学遗产》作为备用稿。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却令我十分感动，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之后，我便将对孟浩然的研究，纳入了我对唐代诗人研究的重点对象，并直至今日。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我对孟浩然的研究，也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3年—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其研究成果，为连续发表于《荆门大学学报》的有10余万字之多的《孟浩然年谱》，以及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5期全文转载的《孟浩然入京新考》等文。由此不难看出，我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主要是重在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进行研究，“研究作家年谱为先，研究作品编年为先”者，此之谓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细按行年”，才能“曲探心迹”，这就是我当时从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一文中所领会之最深刻者。1989年—2002年为第二个阶段，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的《孟浩然研究》一书，为我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全书五章二十七节，包括“附录”在内共26万字。由于此书是孟浩然研究史上较为全面、具体、翔实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第一部专著，故其出版后，即获得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与赞许(仅公开发表的书评就有6篇之多)。傅璇琮先生在《<孟浩然研究论丛>序》中所说的“特别是本书主编王辉斌教授，不仅其有关孟浩然专著之翔实考察与对旧说的辨正，提出不少新见”云云，所指即为此书之种种创获。除《孟浩然研究》一书外，我于此期还在《四川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关于孟浩然研究的论文，有的论文还曾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所有这些，均表明了我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阶段，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尤令学界瞩目。2003年迄今，是我研究孟浩然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近10年的阶段中，我于孟浩然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先后主编了《孟浩然大辞典》(2008年)、《孟浩然研究论丛》(2011年)二书，前者69万字，后者66万字;前者被称为“孟浩然研究的集大成成果”，后者被称为“代表了当今孟浩然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二是先后组织召开了两次孟浩然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孟浩然研究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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