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是唐代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中一个卓异的个体，也是大历诗坛一个独特的存在。
大历诗人能进入名家级的仅有刘长卿、韦应物两人，而能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的则只有韦应物。可以这么说，没有刘长卿，大历诗并不感到缺什么，但若没有韦应物，人们对大历诗的价值联想就将大打折扣。如此看来，虽同为名家，他们两人之间仍有着数量级的差别，刘长卿是属于大历的，而韦应物则是属于唐代的——王杨卢骆，李杜高岑，王孟韦柳，韩孟元白，李杜温韦，在这样一个关于时代流派之代表作家的传统排名中，没有刘长卿，却有韦应物一席之地。为此，韦应物也成为大历诗人中历来评说最多的诗人，从他的人品吏道到诗风诗艺，自唐迄今都有许多人评论。应该说，韦应物创作本身的面貌大致已被揭示出来，现在还需要探索的我以为是这位诗人的诗史意义。本文拟围绕韦应物作为地方官诗人的独特性和作为唐诗名家的独特性来谈他创作中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高洁背后的世俗
诗人的生平，经孙望、罗联添、傅璇琮诸先生考证，履历基本明了。储仲君先生将韦应物的创作划为洛阳、长安——滁州、江州——苏州三个时期，并指出每个时期诗人的情绪都有些起伏，他的生活道路“始终是按照出仕、闲居、出仕、闲居这样的公式安排的，他的情绪也随着这种变化螺旋式地运动着，但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日本学者赤井益久几乎在同时也从仕隐交替的特殊经历入手探讨了韦应物诗“高雅闲澹”风格的成因。他有趣地揭示出诗人各个生活阶段与特定寺院的对应关系。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洛阳丞——同德精舍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苏州剌史——永定寺
图式表明，诗人韦应物在他的一生中，从初仕到归休一直都在重复着仕隐的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又都归于佛寺，表现出某种遁世避俗的心理趋向。可以肯定地说，赤井先生列出的如下诗句并不是偶然的雷同：
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遒》，6.1932)
远迹出尘表，寓身双树林。(《沣上精舍答赵氏外生伉》，6.1949)
既此尘境远，忽闻幽鸟殊。(《庄严精舍游集》，6.1974)
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再游西山》，6.1977)
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秋景诣琅琊精舍》，6.1978)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神静师院》，6.1979)
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同元锡题琅琊寺》，6.1983)
这些作品足以显示，诗人当时是如何强烈地感受到佛门与尘境的对立，并领悟佛门高旷幽远的寂静趣味，从而体验到心境淡泊的愉悦适意。它们从宗教经验的角度说，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感觉，倒不如说是当时诗歌的老生常谈，或者说是“一般寺院题材作品的常套”(赤井语)。然而我们知道，“凡是老生常谈，其间总隐藏着某种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在大历这充满苦难又缺乏生气的时代，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却又没有改变它的愿望和信心，于是只能转而寻求逃避和超越。寺院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为隐遁避世和精神解脱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而韦应物也就在一次次实际的皈依和愿望的吟咏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高士形象。《唐国史补》卷下载：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
后人经常是从李肇这则笔记中认识韦应物的，对他的高洁啧啧称道。可是如果往深里想一想，上面那种不厌其烦地在诗中表达的超脱尘俗的体验，果真就是真正的超脱吗?当然不是的。它只能说是一种逃避，而决不是超脱。真正超脱，超脱的过程和被超脱的尘境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他的超脱和他要超脱的东西。
很显然，韦应物并没有真正地超脱，他只是努力在超脱。从这点上说，他远不能和王维相比。只看他的隐逸一次又一次地被入仕所取代就知道他的功名之心、世俗之念决没有冷淡。异邦人评韦应物，也许是局外人旁观者清吧，倒能较准确地看出这一点。日本诗论家近藤元粹评《途中书情寄沣上两弟因送二甥却还》“华簪岂足恋，幽林徒自违”一联说：“苟如此，何不速赋归来乎?”
又评《雨夜宿清都观》“岂恋腰间绶，如彼笼中禽”一联说：“已知笼禽之困，何不决然学柴桑先生?”作为外国人，他对这种口是心非感到不解乃至冷言讥诮，是很正常的。而我们中国人则从陶渊明之后就已习惯了这种心口不一的现象。因为隐逸虽然从观念上说很符合中国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免与他们现实的功利态度相悖。尤其在大历那么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辞官隐居是不太现实的。
钱起就整天念叨归隐，可一旦罢官马上就因清贫而牢骚满腹。韦应物也曾在《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一诗中表白自己的无奈：“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归息期暮年”。由于某些不愿明言的原因，他不能断然归去。即使因故罢官，一有机会他也要东山再起。有时他甚至说出一些与他的高士形象很不相称的话。如《观早期》诗：“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近藤元粹就指出“先生亦有欣羡之心矣。”至《洛都游寓》云：“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近藤氏直斥之“未免鄙劣”。其实，以韦应物那么个少年骄纵、横行朝市的回头浪子，没有一点鄙劣才是怪事，更何况这又是早期少年气盛时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到晚年任江州剌吏时，他还在《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诗里说：“紵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箪，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榻，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诮。”
众所周知象韩愈那样的名利场中人，勗子富贵尚为人鄙;韦应物如此训侄，岂能不落人话柄?近藤氏说此诗“劝奖他功名心，可笑又可鄙”，实在并不过分。由此我们看到了韦应物高洁背后的世俗的一面——在向往隐逸、抒发高蹈出世之志的同时，内心还萦回着对功名利禄的肯定和留恋。“所嗟累已成，安得独偃仰”(《蓝岭精舍》)这类“千篇一律”(近藤语)的感慨，并不能证明他果真“素寡名利心”(《答故人见谕》)，而只表明他内心深处存在着“省己已知非”，“归无置锥地”的矛盾冲突，表明在他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谢朓式的双重人格——在观念上志尚清虚，追慕淡泊宁静的隐士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留恋爵禄，耽于物质享受。当然，韦应物诗中除了追求静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对物质享乐的欲望。可功名之心终抖露出他骨子里世俗的一面。
良心?吏隐?郡斋诗
应该说明，我强调指出韦应物世俗的一面，只是针对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士形象而言的，希望由此对他确立一个较符合实际的基本认识。其实，指出韦应物的世俗气虽不免有损其高洁名声，但却使他作为地方官诗人的价值得到了新的确认。我们必须肯定，正因为他不能完全超脱尘世，不能忘情世事，才心忧民瘼，身勤吏职，而不是象东晋南朝士人那样以放弃社会责任来求得超尘脱俗。世俗虽然有它庸鄙的一面，却也总和传统行为准则或者说与良心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点，使韦应物的作品闪耀着善的动人光彩。还在摄高陵令时，他就在《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诗中写道：
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开卷不及顾，沈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傥如此，携手相与还。
诗中述说了直道难进、沉迹下僚的困顿，述说了吏务冗杂、执政两难的苦恼，这是当时凡正直的官吏都会有的感受。透过“沈埋案牍间”、“日夕思自退”的矛盾痛苦，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到任滁州剌吏时，尽管久经风尘、对仕宦的倦意已象春困一样难以抵抗，他也未忘却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百姓，于是就写出了他最脍炙人口的名作《寄李儋元锡》。诗中没有流露出留恋爵禄之意，但“邑有流亡愧俸钱”同样可以成为流连职官的理由而与“身多疾病思田里”的隐退之思形成矛盾对立。因此可以说，这一联名句从另一个角度深刻表现了仕隐的矛盾心态。而且这对矛盾较之谢朓“戢翼希骧首，乘流畏曝腮”(《观朝雨》)的矛盾，动机更高尚，更符合传统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理想，所以也就更堂皇地成为地方官心态的理想典型。宋人黄彻就说：
韦苏州《赠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郡中燕集》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原作在)民康”。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⑧基于这种心态，韦应物作为地方官诗人就在中国诗史上建立起一个基本主题同时也是一种诗歌类型——郡斋诗。其代表作品就是黄彻引述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历来论诗家都津津乐道首联的传神写意最出气氛，而我感兴趣的却是通篇的内容。从题面之意看，前三联点出郡斋、雨中、宴集三层意思，末两联称赞诸文士，真正写宴集本身只是中间五联。而在这五联中，直接叙述饮宴的也只“鲜肥”四句，其余六句都在抒发感慨，披露情怀，向人们展示一个由“自惭”而“理会”而“性达”而“神欢”以至意气飞扬的心理过程。隐逸之思与责任感的矛盾在愉快的宴乐中消融，或者说寻得统一。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在这里被用具体的叙述语言重新表达了一次。由是我们可以理解，此诗之所以从刘太真、白居易以来一直为人激赏，就在于它表达了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理想的生活方式——吏隐。所谓郡斋诗，实际上也就是吏隐的产物。
三百年前，谢朓以他的文采风流给大历诗人留下了一个令他们无限景仰的宣城太守形象。他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作为一种经历、一种心态、一个话题反复出现在大历诗人的作品中。与此同时，他的《高斋视事》作为郡守生活的典型细节，也不断进入地方官诗人的话语系统。韦应物诗中“高斋”一词的再三出现，清楚地表明诗人基于身份、心态而产生的对谢朓的认同。事实上，韦应物诗中(其他地方官诗人也是)充满了《高斋视事》结尾所述的矛盾心理：“空为大国忧，纷诡谅非一。安得扫蓬径，锁吾愁与疾”。但他最终也象谢朓一样，在吏隐中超越了这一矛盾，使仕与隐达成同一。他的另一首郡斋诗《郡楼春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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